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身份赴巴黎进行活动，之后游历欧洲诸国。这次欧洲之行，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在清末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到这次回国之后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去“拯救世界”。

    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而苏联“一五”计划取得成功，两者之间反差强烈。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和社会制度极为赞赏，“现在最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自由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当时赞扬计划经济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以致“变为时髦语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梁启超对于西方文明的看法，以及上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苏联计划经济的赞扬，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西方文明并没有像梁启超判断的那样衰落和破产到需要东方文明去拯救，而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苏联的命运也已经有了历史结论。 

    对于现实和未来的判断，常常离不开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是历史经验有短时和长时之分。如果经验的总结是以短时历史现象为依据，那么有时难免为一时的现象所蒙蔽，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盛世”，如“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身处“汉武盛世”中的人，可能想不到没过多久西汉帝国就会崩溃；身处开元、天宝时代的人，也想不到马上会有“安史之乱”；而乾隆时代的人，也不会想到很快就会有鸦片战争之辱及近代中国转型的痛楚。若一时繁荣就认为是成功，而不识其蕴含危机，恐怕会重陷历史的误区。

    （摘自《新京报》8.18  洪振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