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治者非民也，难治者官也！这是一个治国常识。可不少与民众利益冲突的现实案例中，比如收费收税、征地拆迁，大家常见的是地方官治民的“良苦用心”；而诸如治理三公消费、财产公开、渎职追责等方面，常见的又是对官的“无底线善良”，善良得让某些官员自己都不好意思。“严于律民、宽于待官”导致被宽待的官员肆无忌惮。

    综观当下，将“治官”摆到比“治民”更靠前的位置，是法治的现实之需，也是善政善治之需。

    官与权密不可分，权又与社会各类资源的配置密不可分。权力一旦被官员滥用，其社会危害要比无权无势的一般公民的违法后果严重得多，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治国者必先治官然后治民”的说法；现代民主政治更是将治官置于非常关键的位置，甚至将治官与治民的此消彼长，视为评估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标准之一。依法治国首先在于依法治官，绝对不是官员超越法律之外“找法律治老百姓”；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就是要“治官治权”，实现从依法治民向依法治官的转变。

    现实中，很多东西之所以混沌不清，根源就在于“治”的主动权掌握在官的手里，缺少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约束机制，有些地方官甚至背离科学发展的路径，用强力、蛮力甚至暴力来解决问题，制造虚假的稳定。尤其是涉及征地拆迁、治安管制等问题，简单怕事，独断专行，没有耐心在民主协商与法治途径上解决问题，“治民”思维仍然严重且顽固。

    治官比治民更难，官治好了，民恐怕也就不难治了。要摆正“治官”与“治民”的位置，就该努力做到：加强治官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让“权力约束权力”，更要让“权利约束权力”，吸纳法律与民意介入，通过细致的约束与严密的设计，实现从严治官。

    治官确比治民难，因为官手里有太多抵御被治的资源与手段。当下社会的发展症结，就是努力规范与约束这些权钱资源，避免其裸奔伤人，让其讲规矩、明事理。只要把权力放进笼子里，让官员都能规规矩矩一心为民，民主法治驱走官僚人治，如何治民这等命题恐怕也就迎刃而解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8.15 毕诗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