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来到长沙，与湖南企业家对谈中国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环境。这位著名外交官的首部外事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也在近日出版，书中记录了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并首次披露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事件背后的外交内幕。

    关于 “炸馆事件”

 我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 

    在我担任驻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难的日子莫过于1999年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这一重大事件。

    “炸馆事件”后，第一个和我打交道的美国政府官员是副国务卿皮克林。他向我递交了北约关于“炸馆事件”的声明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谈话稿。

    紧接着，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紧急要求深夜来使馆见中国大使。这很罕见，因为平时都是大使去国务院见国务卿。不一会儿，奥尔布赖特就来到使馆。

    我没有马上出来，而是先让何亚非公使衔参赞与其周旋——我要等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赶到后再见她。

    我出来时已是晚上11点半了，奥尔布赖特好像有预感，一见到我就郑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总统之命来使馆，只见大使一人，不见记者。我当即回应道：你见不见记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馆事件”中遇难的三名中国公民当中，邵云环是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许杏虎是《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同行们能不关心这次事件吗?

    奥尔布赖特说，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意外，克林顿总统、她本人和美国政府对发生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遗憾。总统对记者的谈话和她致唐家璇外长的信都表达了这种心情。总统还提出希望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直接向江主席解释。

    我听了她的话，对她没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气愤。我说，美国自诩人权卫士，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人权，将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轻描淡写说成是所谓意外，不但不立即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公开道歉，反而阻挠联合国安理会谴责这一暴行。我严肃地要求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奥尔布赖特要求休会5分钟，好让她和助手们商量商量。

     不给美国国务卿走后门

    这时，中国驻华盛顿的记者都赶来了，围在会客室外面。奥尔布赖特得知这一情况后就问我，使馆有没有后门。她的意思是想走后门，避开会客室外面的中国记者。我心想：哼，这回你还想溜掉，没门儿！我故意很认真地告诉奥尔布赖特：“在中国使馆，你的安全是有保证的，我们没有后门。”

    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称，她同我告别后，一群中国记者挡住了她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她见状退回会客室，后来通过手下告诉中国记者，她将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但不回答提问，记者可以摄像和拍照。

    奥尔布赖特在声明中说：“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我们并没有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意图。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向唐外长发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说我理解这一事件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情绪。我也与李大使讨论了我国外交官在中国使领馆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是我们迫使美方在公开道歉问题上走出的第一步。

     “逼”克林顿“写检讨”

    最后，奥尔布赖特在保镖的护卫下离开使馆，她始终没开口。“炸馆事件”初期，美国政府错过了道歉的最好时机，轻描淡写地将事件称为“误炸”，并用“惋惜”和“遗憾”等说辞来搪塞。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外交花絮

  尼克松在中国当“店小二”

    1989年10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我陪同尼克松乘飞机去杭州参观，之后坐火车从杭州到上海，在车上我们俩天南海北聊得很愉快。

    尼克松不知道是从中国电影还是书本里了解到，中国过去把服务员叫“跑堂”或“店小二”，白毛巾搭在肩膀上，给人端茶倒水，嘴里吆喝着“楼上请”，就像老舍《茶馆》里演的那样。

    那天，尼克松兴致很高，快80岁的老头儿突然萌发童心，笑着对我说：“李先生，我想当一回店小二。”我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便同意和他配合。

    就这样，尼克松找了块白毛巾搭在肩上，一手提着水壶，一手拿着茶杯，走到我面前，点头哈腰，客气地说：“先生，请喝水。”我连忙说“谢谢”。然后，他又去为下一位中方陪同人员送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享受”总统当服务员的待遇。

     联合国开会自由散漫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后来，我听继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王英凡、王光亚、张业遂、李保东、刘结一讲，那铃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整理/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婷

    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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