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社会的不可接触者到民主转型的后来居上者，南非的成功转型成为一个被世界热议的标本。2013年12月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南非民主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为转型国家，南非经验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意义？近期，秦晖、钱理群等知名学者做客“腾讯思享会”，探讨南非经验的中国意义。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谈新南非，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

    南非在过渡期发生社会风波时，黑人之间的剧烈冲突和他们的流动劳工身份有关，包括祖鲁人和科萨人。科萨劳工绝大部分是贫民窟里的安家户，虽然很穷，在城市里有家庭；而祖鲁劳工的家属在黑人家园里，自己在城里打工，大部分住在工棚里。中国也有过类似的现象。1969年至1978年间，我在农村生活了9年多，那时还处在“前暂住证时代”，农民进城必须一事一开证明，我有一次由于“丢失证明”被抓了起来。

    南非今天之所以成为金砖国家，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经济实力在种族隔离时代奠定了基础，变成了非洲真正工业化的国家。

    1998年，中国和南非建交以后，南非的华人华侨增长特别快，他们回来后老讲南非治安恶劣、城市衰败等。于是有些人得出一个糟糕的结论：黑人不该解放。对于新南非我本着这样的态度：“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不能因为我们赞成民主，就持一种民主浪漫主义的观点。无论旧南非的歧视制度，还是新南非在走出旧制度过程中面对的转型期问题，对任何国家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所以对新南非的分析很重要。

    非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贫民窟

    如果就事实判断，南非的转轨是相当成功的。社会福利也是很重要的维度。南非的福利实际上是在清算和福利之间做选择，因为种族隔离制度解构时不平等得很厉害，你不能设想在南非提出是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的问题。南非一方面保持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成功地用“非洲瑞典式”模式取代了“非洲苏联式”的模式，这值得我们借鉴。

    说到迁徙自由和贫民窟问题。如果贫民窟不应该允许出现，怎么可能有迁徙自由？我觉得在中国这是一个伪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要把贫民窟作为城市化的道路。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要不要发展贫民窟，而是要不要宽容贫民窟，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不要驱逐贫民。非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贫民窟。

    我并不赞成所谓百分之百的自由，政府对土地尤其是对用途进行管制是很正常的情况。关键在于这个管制是为谁，是一种民主国家基于公益的管制还是为了某些人发财。

    杨立华（中国社科院南非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政策可向南非学经验

    南非整个过渡之所以比较顺利，后来20年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比较理性、成功，是因为有一个团队——非国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94年非国大执政，曼德拉以及非国大所主张的包容性政策以及新南非的整个社会救助制度和发展理念是有基础的，是一百多年来非国大把自己作为一个民族解放的保护伞，把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都联合进去团结在一起。非国大成立以来，没有专权，实行所谓“大树下的民主”，大家商议。

    曼德拉本身的民族主义以及人民性非常强，所以感召力也很大，是受到全世界推崇和尊敬的政治领袖。非国大在新南非采取的政策，曼德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近中央领导讲到要用“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南非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跟中国交流。南非在社会救助方面，其财政开支跟发展中国家甚至某些欧洲国家相比都名列前茅。60岁以上、符合条件的公民都有政府提供的社会养老金，政府提供的社会救济当中包括七项，比如残疾人补助金、贫困家庭子女抚养补助金、学龄儿童要提供免费午餐。也就是说，南非有一个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最近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个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各国排名，南非证券市场的规范性排在世界第一位。其政府财政也非常清廉，比如年度税收增加了，第二年就有减税项目、提高对贫困补贴的项目等。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

    曼德拉式人物对中国的启示

    南非奇迹的发生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这是南非的基本经验。当下中国处在转型时期，需要怎样的政治家、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和人民？我们具备这些条件了吗？我们怎么样来创造这些条件？这是当下最迫切的一个问题。

    曼德拉式的人物对我们有两点启示：

    一是曼德拉的包容性理念。曼德拉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解放，我的使命是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样的理念极其重要。这使我想起了林昭说的：“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是什么？ 考虑未来中国变革，这是一个前提性问题。

    二是曼德拉身上理智和道义的统一。首先是坚持公正、道义，用秦晖的话说是“见坏就上”，甚至不惜牢底坐穿，这种身体力行是曼德拉这样的政治家、知识分子获得民众基本信任和支持的根本原因。另外是理智，按秦晖的话是“见好就收”，懂得和解、妥协、非暴力。这样把道义和理智集于一身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恰好是当下中国所欠缺的。我们暂时不说政治家，就说知识分子，本来在整个社会激进时，知识分子应该保守一点，当整个社会保守时，应该激进一点，这是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区别所在。可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社会激进时，比谁都激进，社会保守时，比谁都保守。

    还有人民的问题，即使中国有了曼德拉式的人物，“见好就收”的立场能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吗？现在中国老百姓涌动着一种怨愤情绪、一种戾气，很容易走上复仇主义。能否在老百姓的怨愤中注入“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能否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曼德拉倾向的知识分子甚至政治家，可能是未来中国走向的一个关键。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

    农民工生产体制到了有激烈冲撞的时候

    移民工体制会造成双重分离，即制度的分离和地理的分离。秦晖的《南非的启示》提出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即以地理上自然条件的分离来掩盖制度安排上的分离，而更要命的是制度安排上的分离。由此会造成移民工（在南非是黑人矿工，在中国就是农民工）的双重依赖，既依赖留住土地的经济安排，也依赖在农村的经济替代。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到了危机的时候，到了一个有激烈冲撞的时候。所以“南非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紧迫性。从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来看，他们有三个特点：一是短工化，他的父辈出来打工是求一个稳定，对在这期间受到的侮辱和压迫不会太介意，到春节时带着钱回家，给家里盖房、给儿子交学费、给父母交医药费就行。新生代农民工不一样，他们的就业出现了“短工化”趋势。二是组织化，新生代农民工比他们的父辈更看重组织。组织有三种方式：一种是通过非正式关系组织起来、一种是公民组织、一种是企业工会。三是抗争性质发生变化，他们父辈的抗争是现行抗争，即不给工资我就抗争；新生代农民从2010年5月以后越来越多地看到，工厂的利润年年增长，自己的工资却不增长，他们就会提出要求。

    ■整理/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匡萍

    （本文素材由腾讯思享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