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官员提拔往往采用所谓的门荫和任子制度，即使隋唐以后建立了科举制，但那只是皇帝老儿选拔人才多了一条道而已，“子凭父贵”的事依然大行其道。

    对于有个好爸爸的子女来说，如果自身有真才实学又谦虚谨慎，那么他凭借“官二代”身份，确实比寒门子弟更容易获得成功。比如曹操的父亲是汉朝国防部长，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进士同年，曹操凭借其父亲的关系踏上仕途；李鸿章很早就拜在曾氏门下，因此才得以飞黄腾达。但是，历史上也有很多豪门子弟，“习于骄恣浇薄”，结局惨淡。

    明万历年间，书画家董其昌曾供职翰林，当过皇帝的老师，后辞官回乡，因其了不得的经历，地方官员对他趋之若鹜、毕恭毕敬。董其昌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当年我给皇帝当老师的时候……”此人才艺高而人品低，种种恶行不胜枚举，受迫害的乡邻屡次向官府告状，但官府畏惧董家朝中有人，不敢过问。一天，董其昌的二儿子董祖常带着家丁，强抢一名叫绿英的民女做小妾，遭到村民阻拦。董祖常开口便是：“我爸是董其昌！”刹那间，多年积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被点燃，最后，万余群众在“若要活得好，先杀董其昌”的歌谣中，将董府团团围住。董其昌不知进退，还从“打行”雇来数百个打手助威。于是冲突骤起，有人将芦席点燃抛到董家房上，董府全部化为焦土。董其昌一家因及时逃走，幸免于难。

    事后董其昌分别向县、府、道、抚四级衙门告状，但巡抚王应麟私下认为，这明摆是一起“因果报应，罪有应得”事件，加之唯恐如真的追查，会激起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于是王巡抚因势利导，只好“虚张声势、外紧内松”，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摘自《羊城晚报》3.25 李志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