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遇到崔健，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转向别处。

    我记事的时候，正赶上人民公社的尾巴。老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大喇叭。每到饭点，这个话匣子里就传出阵阵高亢的声音。我印象中，全是天下大事。我的童年，就在这种虚假的拯救天下的情怀中度过。

    现实颠覆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大我8岁的哥哥，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父母每天长吁短叹。毕竟，拿出房子以及“三转一响”等硬件，家里还是有些吃力。我的英雄主义梦，渐渐破灭了。这时，崔健来了。哥哥等一拨年轻人，有人没人时都会吼几句崔健的《一无所有》，我就跟着吼。晚上放学回家，在漆黑的夜里吼上几嗓子，倒也不觉得害怕。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无所有”成为我的口头禅。后来我想，要不是那时我认识到我在物质上一无所有，说不定现在的我，就在离家不太远的某个煤窑里挖煤。

    上大学后，我才真正接触到崔健的歌。听着他的声音，我的心灵一下子打开了。这分明是压抑中的呐喊，分明是对现实的解剖，分明是时代的挽歌。

    宿舍一哥们儿，朝鲜族的，时常怀抱吉他，吼着崔健的歌。我也买了把木吉他，跟着他吼《一无所有》，吼《红旗下的蛋》。那种感觉，真够劲。哥们儿总说我不是玩音乐的料。我不在意。他不懂我，更不懂崔健的歌对我的意义。他也不知道，那时的我，骨子里和崔健一样，满是压抑和批判。我要的就是崔健那种畅快淋漓的味。

    大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道门。在大学里，小时候形成的很多观念，很快就被瓦解。好在我有崔健，还有《一无所有》。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

    毕业时，社会向我敞开了两道门，一道是现实的门，一道是虚幻的门。进入现实的门，我的精神世界将会枯萎；进入虚幻的门，我的现实生活会一无所有。我没有进任何一道门，选择在门外徘徊。这时，我认识了老周。老周大我10多岁。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小院落里，他讲到《一无所有》，回顾了2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告诉我该如何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才能改变一无所有的状态。我发现他对崔健的理解远超我大学时的认知。3个小时后，我决定跟着他，走进一道行动的门。

    离开校园10年，我始终没放下崔健。当我需要动力时，我就会打开音响，让他的声音一点点渗到我的心灵中。可我从未想过去接触崔健。有朋友曾兴冲冲地邀请我去听崔健的演唱会，我无动于衷。

    93号汽油“破八”了。一天路过一个加油站，看到加油站赫然打出“直降5毛”的牌子，3车道的路被加油的车堵了大半。我突然想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很多人只不过是任人摆布的道具而已。他们或许有些钱，有些想法，但在社会现实面前，不得不低下头。在精神上，依然是一无所有。

    还好，我还有《一无所有》。

    （摘自《中国青年报》4.11 郭建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