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将一宗为当局所讳的冤案公告天下，愤然以公民的名义指控“国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鸣不平……

    事件发生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894年，35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被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然而，受自大心理和排犹意识的影响，军方无意纠错，结果，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同年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结果，左拉被迫流亡海外。

    左拉远去了，但他却像一粒尖锐的沙子折磨着法国人的神经。终于，敏感的法兰西被沙子硌疼了，渐渐从“国家至上”的恍惚中醒来：国家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对每个公民做出的承诺与保障吗？

    于是在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4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有无忏悔和改错的勇气，最能检验一个团体、政府或民族的素养与气量。

    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二战”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却被误控有变节行为，被迫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47岁。半个世纪后，美国政府终于良知觉醒，为自己的错误向亡魂道歉。

    让政府向个人认错、让大人物向小人物认错、让大国向小国认错，关键在于能否有一种良好的理性体制、一套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严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而强大的民心资源和舆论力量。要坚信：错了的人只有在说“我错了”时，才不会在精神和尊严上输得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