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27日，陷于绝境、7天未食、饥寒交迫的方志敏不幸被俘。

    2月2日，方志敏等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往南昌，囚禁于“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不久，方志敏便主动要求监狱方提供笔纸，他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写道：“我写一个条子给军法处，要求笔墨写我的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军法处满口答应，以为我是要写什么有益于他们党国的东西。”

    国民党军法处同意方志敏写作，提供笔墨纸张，并且从不检查，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干预，这为方志敏的狱中写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方志敏有了笔墨纸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是狱中文稿中最长的一篇，有6万余字。写作曾中断了一段时间，方志敏在该文中写道：在狱中的普通号，无心看同囚一室的刘畴西、王如痴下棋，“只是看书与写文字。我曾嘱王写一写红军的建设，他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不肯写，仍旧与刘整日下棋。我因他的话，也停了十几天没有执笔，连前面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然而不久，方志敏又开始动笔，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送出稿子的办法。

    方志敏在文章中记述：监狱里的“士兵亦极易接近。如我虽是个重囚，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很和蔼可亲地来和我谈，自生活问题谈到革命问题。他们之中很多被红军俘虏过，到过苏区，都众口同词地说，苏区好，红军好，很容易结成朋友”。被方志敏争取过来的人主要有3个，一是高家骏， 23岁，是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监狱的上士文书。他被方志敏的说服教育和坚贞品格所感动，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做些事情，并答应帮助方将文稿送出去。二是看守所所长凌凤梧，他从内心敬重方志敏，在生活上给他一些关照与帮助。三是胡逸民，浙江永康人，官至中央政府监狱典狱长。因官场倾轧，被囚禁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的“优待号”。鉴于他的特殊背景，狱方对他监管宽松，给予一定的行动自由。胡逸民与方志敏接触渐多，以至成为狱中挚友。胡逸民也表示愿意帮助方将文稿送出去。

    由于得知文稿能够送出，方志敏坚定了写下去的决心。他写道：“后因有法子寄出，才又重新来写。”不仅如此，文章的用语与写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文稿最终要落到国民党的手中，方志敏肯定会有许多顾虑：为了不给敌人以口实，有些事情就不能写，有些事情只能含糊其辞，写得隐晦一些。然而，明确文稿可以交给党组织，交给自己人，方志敏就可以写得很直白，很坦率，不但可以写苏区取得的成就，也可以总结苏维埃运动的教训。 

    （摘自《党史文苑》第5期 刘明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