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作为首位驻英公使，到英国之后，周旋于英国官方高层和各国公使之间，获得普遍尊敬，誉为“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但是，副使刘锡鸿却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对他的行为大加攻击。

    在刘锡鸿所列出的郭嵩焘的种种“罪名”中，有三条是：1877年8月17日，中国使团受邀前往伦敦附近参观炮台，乘船时风大，英国将军取所带的大衣为其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另一次是见巴西国王，郭嵩焘为了外交礼节起立，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有失国体。还有一次是在白金汉宫听音乐，郭嵩焘取音乐单翻看，刘锡鸿认为既然不懂英文，“仿效洋人所为”，就是取悦洋人的卖国行径。

    刘锡鸿还指控郭嵩焘自己及让小妾学英语、看洋戏是重大罪状，郭嵩焘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谈话是“闭门密语，怨谤国家”，有叛国嫌疑。

    郭嵩焘在赴英途中，曾将见闻及自己的看法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来，寄回总理衙门，以供参考。日记刊行时取名《使西纪程》，因其中多有对西方文明的称赞，激起了国内士人的群起围攻。主管总理衙门的军机大臣李鸿藻看了之后感到“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当时的著名学者王闿运也称郭嵩焘已经“中毒”。郭嵩焘成了士林公敌，被人看作“汉奸”。朝廷在士林舆论压力之下，将《使西纪程》毁版。

    刘锡鸿等人对郭嵩焘的责难，追根究底是出于郭嵩焘的言行不合于“以夏变夷”等儒家传统观念，这些传统观念无疑成了近代中国转型的羁绊。海外著名中国近代史家汪荣祖先生评论说：“我们不禁要假设：如果郭嵩焘真能影响政策，在总理衙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赢得士大夫的支持，领导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那么这条路必定会平坦得多、容易得多、代价更要小得多。”但“此一假设仅止于假设，真能实现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近代史上的儒生，“由于根深蒂固的华夷种见，只有高昂的情绪，没有冷静的是非”。只有情绪而无是非，终致误国误民，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特别的坎坷崎岖。

    （摘自《新京报》6.30 洪振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