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仲池

　　翻开长篇小说《大东路》后记，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提起烽火连天岁月，年逾八十的叔父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一支飞虎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这支小分队穿插于隆回、洞口、武冈、新宁、城步等地，大小战斗20余次。回到大东路的时候，90人的队伍只剩下30余人。”原来曾恒写《大东路》，就是要完成这个重要的写作使命。

　　高尔基指出：“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判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大东路》写的是1945年，雪峰大会战的关键时刻，一支活跃在地处雪峰山脉外延地段大东路的平民游击队，英勇抗战，不惜牺牲，为雪峰山会战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读这部充满生命壮美和英雄气概的现实主义力作，我有如下感动：

　　一是忠实的真诚抒写。作者花了7年多时间，走访当地的抗战老人，在田边、地头、村委会、养老院，与大家一起回忆当年这支抗日游击队的经历。同时，他还深入到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去直接感受、体验战地的险峻、战斗的惨烈；并尽力收集资料，鉴别求真，见微知著，注重“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这种脚到、身到、情到、心到的创作自觉，既体现了作者忠实于历史真实的严肃写作态度，又使作品能全面、客观、细腻、生动地展现战争的悲烈艰险。

　　小说中，作者对家乡的山水、村舍、树木花草乃至生活习俗、天气变化的真切描写，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曾恒是满怀对抗日英雄的敬仰来写作的，情之所倾，心之所向，字里行间充溢着赤子的忠诚和抒写的真诚。因此，故事发展中的许多细节和战斗场面的描写，读起来，都让人对这些平民英雄肃然起敬，产生心灵共鸣。

　　二是强烈的家国情怀。作者以其庄重而浑厚的笔墨，既呈现了所写人物强烈的爱国情怀、坚韧不拔的勇敢精神、热血肝胆和崇高的使命担当；同时又在展现这支队伍的钢铁意志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时，巧妙地通过对他们内心世界的描写和感情的碰撞，传递着将士们对人民群众的赤诚至爱、对祖国山河的忠诚守护、对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骨肉亲情。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主题的深刻，时代精神的体现，关键是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完成的。小说中的人物，如陈天鹏、陈才超、曾六山、陈子青、陈七仁为代表的“五虎六将”和李秋月、曹飞雪、小六子等，都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些人物组合到一起，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义、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再加上小说中充满乡情、乡音、乡味的环境描绘，也让人深深感知了地域文化血脉和传承不息的淳朴民俗风情对他们的滋养和塑造。

　　三是质朴的审美追求。作者饱含血性浓情，又朴实无华、清丽生动的文字，增添了作品的文学韵味与读者的想象空间。从思想文化和心理层面而言，作者的审美追求，既在宏大抒写中彰显了历史的凝重、现实的悲壮、感情的波澜，又在微观叙事中深潜着湖湘文化精神血脉的涌动奔流，折射出抗战将士信仰和人格的光辉；既营造了磅礴力量和豪迈浪漫，又让读者受到心灵震撼与审美愉悦。比如书中写杜铁鼎与曹飞雪的爱情，粗犷中有柔美，离别时有缠绵，患难中有牵挂，淋漓尽致地坦露出在血火岁月中邵阳女子的“痴情辣味”。

　　《大东路》仍有提升空间。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同时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失去一方，另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尽管这样做很难，但我想，这正是作者必须越过的一道跨栏。期待作者在这方面深入探索和创新，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大东路》，曾恒 著，团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