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出生的高文彬担任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翻译，是目前中国国内唯一健在的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作为东京审判的亲历者，他和其他中国代表一起，历经艰辛，亲手把日本战犯送上了审判台。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高文彬远赴异国，随身携带几大箱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资料，作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时的证据。法庭上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和整理文档，高文彬通宵达旦完成了任务。

    中方代表在审判环节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一个接着一个。经过艰苦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认的1937年的“七·七”事变提至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再三坚持，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他们甚至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当时，“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直到1946年8月16日，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才突然变了脸色。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作了自我介绍。板垣征四郎等人最终因溥仪等证人的证言，被绳之以法。

    在参与东京审判中，高文彬偶然在《东京日日新闻》的一堆旧报纸资料中，发现了一张摄于1937年的新闻图片。“报上刊登着这两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比赛谁砍掉中国人头颅数量最多的消息。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竞赛’，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高文彬说，这份报纸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发现，作为中方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人的证据。因为证据确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法庭审判，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朱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