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没有子女，但他有两个弟弟和多位堂兄弟，因此他的晚辈很多。作为国家总理，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即使再忙，他对这些晚辈仍十分关心爱护，视如己出，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对晚辈们提出严格要求上。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由于她的父亲周恩寿职务低、分的住房小、工资待遇少，姐弟多家里住不下，周恩来就让她搬到自己家里来住。在周秉德印象里，伯伯对他们姐弟的教育从来都是严加管教，“我虽然是总理，你们现在是普通学生，将来工作了是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前途要靠自己奋斗。”她回忆，伯伯总是教育她和弟弟妹妹千万不能搞特殊化，所以无论是读书、参加工作或者其他方面，他们从没借助周总理的特殊身份。

　　新中国成立前，周恩寿从事党的外围工作。解放后，他找到周恩来商议参加工作的事情，周恩来说：“你的工作不应该由我来定，应由组织来定。”后来，周恩寿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分配工作时，周恩来跟分配单位领导交代，分配的工作应该职务要低、待遇要少。

　　1964年8月，周恩来抽空给亲属开了两次家庭会议。他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他要求晚辈尤其是青年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56年，南开大学决定重新开办外文系英语专业。南开大学领导考虑到，重新建立英语专业需要一名懂英语的半脱产学生担任外文系的团总支书记兼辅导员，故找到有英语“特长”、正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的半脱产学生，周恩来的侄儿周尔鎏。周尔鎏考虑到半脱产学习时间过少、经济收入甚微等因素，故回复学校的意见是“提前毕业”，这样能自食其力，也能减少周恩来的负担。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随即召集周尔鎏在京亲属举行家庭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一致意见：鉴于国家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周尔鎏中途退学是不适合的；希望周尔鎏接受学校的有关安排，经济困难问题，仍由周恩来从自己的工薪中凑足费用给予帮助。这既体现了周恩来对周家晚辈的关心和支持，更体现了他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情怀。

　　就这样，周尔鎏得以到外文系学习英语，同时担任学生辅导员和团总支书记，直到正式毕业。后来曾任中国驻英国使馆文化参赞，还曾在中联部、对外文委等单位任职，为中国外事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综合自《群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