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媛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度讨论“女性视角”时，其内涵已远超伍尔夫笔下的《一个人的房间》或“娜拉的出走”等单一性别的探讨。它更多地体现为无性别意识的“猎者”与“猎物”之间的看见。

　　如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从人物设定到故事线走向，都蕴含着足以引起女性共鸣的元素。但更为值得深思的是，其背后所揭示的远非票房所能衡量的深层意义。这个故事为当代女性展现了一种希望，一种摆脱“猎物”宿命的可能性。

　　玫瑰，这一角色，成长于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没有所谓的家暴、幼时的性侵，没有劈腿事件。她可是个连冷暴力都从来没有承受过的幸福儿，她的父母给了她全面的教育、辽阔的视野以及蓬勃的生长姿态。或者说她从小就只管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儿。你看她明明是一个优秀的策展人，后来却去读心理学硕士；她明明可以在策展行业发展得如鱼得水，可以因为自己的美貌、才华而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可她放弃了，改道了。这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勇于追求自我，不愿委身于不喜欢的人生。改变是一种冒险，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承受更多。玫瑰背后自然有她强大的父母支撑，但绝对不可以忽略她独自冲上战场的勇气、决心，以及自我认识的清醒。

　　相比之下，电视剧《都挺好》则给我们呈现出女性成长中更为现实而残酷的一面。苏明玉的故事，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同时代的女性大多承受过那些，也背负那些。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于用道德考量去束缚女性？作者塑造的苏明玉，看似给观众呈现了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但我更愿意相信作者有心让观众去思考故事背后的深意，那些来自她父亲或兄长的扭曲人性的“猎者”伤害。

　　再回到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创作的小说《我的天才女友》，莉拉和埃莱娜的挣扎与反抗，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她们在逃离什么？为何哭泣、愤怒？不管是叛逆的莉拉，还是乖巧的埃莱娜，都未能幸免于“猎者”的管束、规训、惩治。她们彼此喜欢、互相吸引，以不同方式对抗现实。图书馆、阅读在这里面成为一个巨大的信号，它就像一个拥有超凡学识的高人带给她们思想上的觉醒、辨识与选择能力。这两个女孩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知道是谁对你好，什么是你要反抗与抵制的，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启迪、引领。诚然，我以为，莉拉和埃莱娜这对性格迥异的女孩，是作者独到而珍贵的看见：无论你以什么形象出现，丑的，还是美的；叛逆的，还是规训的，都不受待见，只有成为自己，才能真正属于自己，才能逃脱“猎物”的命运。

　　1983年，奥地利作家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在自传背景下创作了《钢琴教师》，其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所有提出的疑问的框架之内，描写了一个无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读者面对的是强权与压抑，是猎者与猎物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秩序。

　　反思我自己的小说创作，《空巢婚姻》与《棘花》，以及正在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否也探讨了“猎者”带给女性的另一种伤痛？或许，暴力、规训、惩治的施加者并非仅限于男性，女性自身也可能成为这些行为的主体。如此说来，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文学，应致力于无性别区分的“猎者”的批判与审视。这正是我作为女性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与构建故事时所追求的。这也将是我余生为之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