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泽巨

　　这是常德市郊区太阳山下的一片丘陵地带。郁郁葱葱的枫树林，五彩缤纷的鲜花带，把鼎城区石板滩镇的这个兴隆桥村包裹成了一颗绿宝石。

　　一个夏初周末的上午，我慕名走进这个山村。蒙蒙细雨洗刷下的片片枫树叶闪着耀眼的光芒，弯弯曲曲的沥青山路给细雨洗涤得乌黑发亮，山路两旁的绿树之间，不时闪出一栋栋小楼。

　　在村落的中央地带，有三口荷塘；在荷塘周围，矗立着一栋栋不同于农舍的白色房子，那是赵必振纪念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展示馆、常德市图书馆红烨分馆、乡村民宿旅馆……远处还有乡村大舞台，显示着独特的山村风貌。

　　这里诞生过我国第一位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学人——赵必振。

　　赵必振，这位清末官宦子弟，少年时代跟随在广东、广西为官的父亲游学，有幸成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的学生。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回常德和几位好友领导了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辗转东渡日本，又结交了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梁启超和革命党人蔡锷、陈天华，救国救民思想更加强烈。他发现日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的书籍比较多，觉得这些思想就是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1902年，29岁的他怀揣“翻译救国”的梦想，从日本回到上海，焚膏继晷地译介进步书籍，两年之内就翻译了30多部日文著作。其中译自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广长舌》、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三本社会主义专著，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比较全面、系统地引入中国。这些著作比李大钊1918年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早了15年。21世纪初，我国学术界一致认定赵必振为“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一人”“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的先驱”。

　　赵必振的这些译著，对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今天，他的译介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仍然滋润着家乡的子子孙孙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跑。

　　2014年，从国企退休的田正立响应党中央号召，回乡创业，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逐步建起了“红烨红色文化园”，成立了“常德红烨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红烨山庄”，带领村民迈入了农旅文融合发展模式的乡村振兴、乡亲致富的快车道。近年来，该村每年接待游客数量逐年攀升，2023年达到26万人次，收入达到2000多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曾勇告诉我：全村2650人、751户，户户通了水电、用上了罐装燃气。全村有水田3500亩、山林6000亩，水田实施了土地集中流转，由4个家庭农场经营，种植水稻和油菜，山林还是各家各户自己经营。48个因病因残的弱劳动力和妇女在田正立的公司上班。村党支部和田正立的公司奉行“农村对接城市，产品对接市场，公司对接农户”的发展理念，全村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

　　下午，蒙蒙细雨一直没有消停，但仍有自助游的轿车和旅行社的大巴车驶进村来。

　　我走进了图书馆。几个游客正在聚精会神地读书。管理员是一位脸蛋秀美白净、上穿白色衬衣、举止优雅从容的美女。她叫郑丽，今年42岁，在此工作已8年。丈夫开货车跑运输，女儿在鼎城区一中寄宿读高中，儿子在本镇中心小学上四年级。她每天早晨送儿子上学，然后来图书馆上班。田正立的公司包吃包住，她每月可领工资4000元左右。她家有6亩水田，种植水稻和油菜，还有8亩山林，种植油茶，由公公、婆婆打理。

　　入夜，细雨停了，淡黄色的圆月亮像一张女童的脸，微笑着从树林顶端的缝隙中渐渐升起。面对此村此景，我又想起了陶渊明心心念念的理想社会。眼下的乡村社会，远远超过了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仙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