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波

　　2023年8月20日，我与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国家赔偿诉讼案原告团团长王选（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律师团团长一濑敬一郎，湖南文理学院教授陈致远，重逢于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

　　20年前，我拍摄纪录片《常德细菌战》，这三位是采访对象。时隔20年，我们聊起了片头中的旧照片《参加常德防治鼠疫技术人员全体合影》。第二排居中坐者，穿西装、打领带、颧骨高、脸型长，一望而知是个外国人。

　　他是谁？

　　他从哪里来？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一

　　14世纪，鼠疫肆虐欧洲，导致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人们恐惧地把它叫作“黑死病”。20世纪早期，鼠疫也侵袭了亚洲。

　　1921年，中国东北爆发了第二次肺鼠疫流行。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创始人、世界闻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曾经成功地控制了1910年的第一次肺鼠疫流行。此刻，他需要更多的战友投入防疫前线。这时候，罗伯特·伯力士医生（Dr. Robert Polllitzer，1885-1868），一个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奥地利籍犹太人出现了。

　　伍连德博士在回忆录中写出伯力士来哈尔滨之前的狼狈经历：

　　他先后被俄军和日军俘虏。之后，来到我们在哈尔滨的这所医院求职。当时他穷困潦倒，身边也没有朋友，我们刚好需要这么一位有能力且可靠的同事，于是就愉快地接纳了他，并让他负责掌管我们的实验室。

　　伯力士的确是一个人才，不光是位训练有素的病理学家，还是一位语言学家（通晓英语、俄语和法语）。他工作相当尽责，主动完成分配给他的一切任务。因此，陈永汉博士和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都对他非常照顾。他不幸患上抑郁症时，有一次曾经试图自杀。我们及时挽救了他。后来，又帮他找了一位来自波兰难民家庭的妻子，还给他加薪，介绍他认识更多的朋友。这样，他的生活出现了极大的改观。衣着方面，他变得一丝不苟；与人接触时，他也变得开朗起来。而他应对艰苦工作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从此，伯力士把人生最辉煌的30年奉献给了中国。从东北到上海，从浙江到湖南，从滇缅公路到福建，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并且总是与最危险的鼠疫和霍乱联系在一起。

　　1930年，伍连德博士创办全国海港检疫处，帮助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权。伯力士医生随之到了上海，协助伍连德博士工作。1932年，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再度爆发霍乱疫情。伯力士一直留在那里与霍乱作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伍连德博士避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回乡养老。接替伍连德博士的防疫权威，就是伯力士。

　　他参加了国际联盟援华防疫队。上海的难民营容纳了约10万人，伯力士被要求组建一个医疗及防疫机构来为难民服务。他再度以其惯有的热情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这个医疗机构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尽管霍乱在上海已经出现，但这些难民却极少受到感染。

　　二

　　1941年1月，援华防疫队结束了使命。2月，国民政府卫生署立即聘请伯力士为防疫专员。从此，伯力士辗转于各个战区，防御敌人各种各样的细菌战。

　　常德地处湘川公路的枢纽，是华中战场直通陪都重庆的必经之道。又富产粮棉，源源不绝供应后方。日本细菌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先后调集20多支防疫队，一共200多人驰援常德，占全国防疫队伍的六分之一还多。

　　1941年12月20日，伯力士到达常德指导防疫。他首先判断常德的鼠疫流行，是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他在报告中分析和论证道：

　　“……如果为了进行辩论，否定常德最近流行的鼠疫是由敌人行为引起的假设，那么，我们在说明此次流行的起因时将会感到困惑。关于这一点应该考虑下列问题：

　　1.近年来，在此次之前，湖南没有流行鼠疫的记录。自1937年末以来，这一地区开展了彻底的防疫活动，不存在导致鼠疫发生的任何依据。

　　2.能够设想感染鼠疫的最近地点是浙江省东部和江西省南部，从其中的任何一地到达常德最少需要10天。因此无论从哪里来，在到达常德之前都将会发病。这样外出的人反复换乘交通工具，途中还要在各种旅店住宿。他们至少在旅途中的某一时期必将使用他们自己的卧具。他们似乎不可能和疫蚤一同、或在其影响下移动。

　　3.常德和浙江或江西处于完全不同的河川交通路线的地点，所以不存在感染的老鼠或跳蚤有可能随着船只移动的直接交通问题。

　　4.常德地区生产大米和棉花，所以认为感染的老鼠和跳蚤是随着上述商品从其它地区运进的想法是不合道理的。

　　根据我们在浙江和江西的观察，最近确认，腺鼠疫在中国的流行，尽管不是全部，但其中大半在流行之前都曾出现过极其明显的当地老鼠死亡的现象，而在常德却未发现老鼠减少。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获得当地老鼠感染鼠疫的确凿证据。

　　根据上述所有观察和考察，对于最近常德的鼠疫流行同（1941年）11月4日飞机进攻的关联，几乎已无怀疑的余地。”

　　62年后，2003年，当我拍摄纪录片《常德细菌战》的时候，伯力士的中国同事依然对此记忆犹新，非常钦佩伯力士的学术威望和严谨态度。

　　时任湖南省巡回卫生工作队队长刘禄德回忆：“我非常佩服他。我向他报告死亡的病人，他一定要把死亡的病人的肝脏做三次涂片，找到了鼠疫杆菌，他才承认（死因）。”

　　时任贵阳医学院实习生王诗恒说：“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也跟他一起求证怎么检查跳蚤，这都是学术方面的事情，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当时，正在研究淋巴腺鼠疫的伯力士收到了重庆发送的一瓶白色药丸。国民政府要求他们服用这些药丸以预防鼠疫。伯力士对此感到很厌恶：“简直是胡说！他们难道想让我们靠这些阿司匹林来对付鼠疫吗？”

　　但他还是试用了这些药丸——它们是新研发出的磺胺类药剂中的一种，这是当时第一种被发现能有效预防鼠疫的药物。三天后，他发电报给重庆，要求他们“能送来多少就送多少”。两周内，美国红十字会就给重庆空运了两箱。这两箱药品又花了四个多星期被运到湖南。“于是我们就能真正地开始工作了。”

　　伯力士救死扶伤，当地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亲切地喊他“伯医生”。常德被救治的患者，难忘这位伯医生。

　　1937年生的龚文耀，时居常德县周士乡新时堰村。1998年，他在陈述书中写道：“一名叫伯力士的外国医生，给我检查、打针，还吃药丸子，我的病就好了。我能幸存，这要感激伯力士医生，是他把我从死亡线上救活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

　　陈国建，时居常德县周士乡瓦屋垱下陈家。1998年，他回忆：“防疫队外国医生伯力士立即从我颈部抽血化验。他用英语沉重地说：‘幸亏来得及时，不然就没有救了。’我住了五天医院方才脱险。我的生命是伯力士医生给的，我要感谢伯力士医生再生之恩。”

　　由于长达五年之久杳无音信，伯力士的妻子甚至以为他已经死了。直到抗战胜利后，伯力士才回上海与家人团聚。

　　三

　　抗战胜利后，伯力士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1949年，他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防疫顾问，从此离开了中国。他奔波于印度等地，救治了成千上万的鼠疫和霍乱病人。

　　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声明：如今，鼠疫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居环境中已被完全根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伯力士医生的故事也就是关于这次伟大胜利的故事。

　　伯力士后来去了美国，在旧金山乔治·威廉姆斯·胡珀基金会担任研究学者。他的生活并未归于平静，鉴于他在防治鼠疫和霍乱的权威地位，以及防御日军细菌战的丰富经验，美军把他请进了迪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

　　从鼠疫斗士，到鼠疫武士，伯力士是否也经历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一样的纠结和挣扎呢？

　　然而，随着1968年3月15日伯力士的辞世，他的故事也渐渐湮没在尘封的档案中了。

　　2005年，纪录片《常德细菌战》在湖南卫视、东方卫视和凤凰卫视播映，获得当年的湖南广播电视奖一等奖。2006年，我四方联络，开始筹备纪录片《伯力士医生》。可惜的是，因为经费原因，纪录片《伯力士医生》搁置了下来，一晃就是17年。

　　现在，到了AI时代。重新启动纪录片《伯力士医生》项目，是否能迎来新的转机？

　　（作者系纪录片《常德细菌战》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