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明确规定了文学奖的“理想倾向”和“文学服务于人类文明”的目标。只不过对什么是“理想倾向”，怎样实现“文学服务于人类文明”的目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释。

    最早，“理想倾向”被简单地解释为非唯物主义的讲究道德理想的文学，后来又解释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有众多读者的文学；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强调作家的前卫性和天才；到了70年代，又重新强调道德，强调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关注人权等。而近年，评委们“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的。在他们看来，“这个所谓‘理想倾向’的‘理想’，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文学本身的理想。文学可以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使人类互相之间有沟通的可能”。对此，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恩格道尔形象地比喻道：“好的文学作品就像没有写明收信人地址的信件，它不是固定给一个人看的，而是可以送到任何人的手里，给任何人看的。作家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而又走向读者走向他人，而能走多远，你永远也不知道。就是在很遥远的天涯海角，一个好作品也总会有新的接受者。”

    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强调的是文学本身的意义，强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心灵的沟通；在全球化时代，强调一种“多元文化”价值的认可，而不是附加的政治的、阶级的、种族的、地域的、文学体裁的乃至性别的意义。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左派共产党人萨拉马戈和“红色女巫”叶利涅克可以获奖，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少数族裔缪勒也可以获奖。

    瑞典学院院士们一再强调：他们只是评选出自己最欣赏的作家，而不是世界第一的作家。他们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不太为人注意、受冷落而本来出色的优秀作家，可以“雪中送炭”。那些已经很知名的作家，反而不需要再“锦上添花”。

    (摘自《博览群书》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