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的袁世凯，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异常积极。但是，在政治领域，他却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和典型的专制主义者。辛亥革命后，期望他成为“中国的华盛顿”的呼声非常强烈。但他一连毁掉三次机会，走上帝制的不归路。

    第一，没有充分利用国民党的合作愿望。

    当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面临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革命党的掣肘。现代政治是在不同政治势力相互制衡和妥协中运行的，不能笼统把掣肘看作坏事，何况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国民党当时有强烈的合作愿望。1912年8月24日至9月16日孙文与袁世凯在北京会谈十三次，成果之一是《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妥善运筹，适当分权，袁世凯有可能与国民党、进步党合作，维持政权稳定，推动民主制度逐步走上正轨。可是，他所要的国务总理不过是“伴食宰相”，几任总理，稍不如意，即予撤换。当国民党当权的政党内阁有可能成为现实之际，不惜用黑道手段消灭政敌，终于酿成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为他覆没的开端。

    第二，荡平“二次革命”后，没有让国会继续运作。

    “二次革命”失败后，多数国民党籍议员继续参与国会活动，不愿与袁世凯决裂，国会仍在继续运作，完成了选举正式大总统和草拟宪法两件大事。如果袁世凯有足够的智慧和度量，接纳梁启超的建议，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剥夺国民党籍议员的议席，使国会不致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继续运作，中国的民主政治仍会有一线生机，袁世凯也有望善终。不幸，他一意孤行，丧失了一次救赎的机会。

    第三，国会被迫关门后，没有善待咨询机构。

    为了装饰门面，他指定一些人组成御用的咨询机构——参政会。假如他真的虚心求教，吸取这些参政员的内政、外交智慧，政局仍有可能在“开明专制”或威权统治下运行，出现拿破仑式的专制统治若干时日。不幸，他白日做梦，念念不忘黄袍加身，参政会成了复辟帝制的群魔乱舞的场地，终于把他送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