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最早见到他，是1950年前后，他到沙滩北大的大操场做报告。那是建国初期，他说：“共产党不是‘共产共妻’（国民党一直如此宣传），是‘共同生产’——大家都来劳动！”

    到1956年，我到他办公室去，他那时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当什么主任了吧，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张桌子特别大，比一张床还大，把我羡慕得要死。后来到他家里也去过，他的房子很大，书房就有几间。记得挂着好几幅外面看不到的毛泽东的书法真迹，我知道他和田家英熟；到反“两个凡是”后，换下来了。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批判我的时候，胡绳亲自到我家里来过，没有电梯，爬五层楼，敲门进来。他是来叫我检讨的，说不检讨也可以，只要表个态，我没答应。他后来一抬头，看到墙上冯友兰那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他不同意，抗战时他就写过有分量的批冯的说理文章，就和我辩论起来。这一辩就辩了两个多钟头，他没有说服我，我也没有说服他，叫我检讨的事他也没再提，大概是忘记了。我送他下楼的时候，庞朴看到了，很惊讶：胡绳怎么会上我家来？他当时是院长呀，我只是个小小研究员，还比他年轻十多岁。

    中国有不少党内理论家，是秘书出身，做秘书有个问题，就是不容易有自己的观点，只能跟着领导转，领导今天说东就是东，明天说西就是西。所以虽有才华，却难有观点，看法老随政局变。胡绳和他们不一样，但他的理论和史学研究，也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不如1949年以前。这也是中国几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剧，包括“旧知识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