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辞去了警察工作，带着郎朗（此时才10岁）离开沈阳，来到北京求学，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

    我买了一辆旧单车，骑车带郎朗去中央音乐学院跟老师上课。上课是每周一次，每次路上要骑一个半小时，如果遇上刮大风，沙尘暴天气，路上用的时间会更长。这位新老师，不知道为什么，对郎朗好像总是不满意。我和郎朗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我们的努力似乎没有达到效果。老师对郎朗弹琴总是不满意，并且说我们是“土豆的脑袋、武士道的精神、打砸抢的风格”。……那些日子，我们经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时刻都担心老师不教我们了。

    这样学了大概有半年时间，有一天老师突然提出不教了，叫我们去报考二类音乐学院。这对我们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老师是主考官之一。我们从沈阳来到北京，得了那么多第一，被大家看做“天才”，我全部心血都放在郎朗身上，一切还没有开始呢，就结束了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看不到路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一件事。

    这一天，放学后，郎朗没有按照往常的时间回家，我站在11楼的阳台往下看。每天这个时候，郎朗总是非常准时地出现在我视线中，放学后他从来不瞎玩。

    可是今天他没有准时出现。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仍然没回来。两个小时了，我心里越来越焦躁不安，心想这孩子干什么去了？在这节骨眼儿上居然还有心思去玩，还玩这么久不回家？太不争气了！我完全失去了冷静，所有的苦难和耻辱都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发酵了……当我看见郎朗的身影终于出现的时候，一阵暴怒冒了上来。郎朗一阵小跑回到家里，看到我的脸色，他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第一句话：“你回沈阳吧。”他说：“我才不回去呢！ ”我第二句话：“好，吃药，还是跳楼？选择吧。你吃完了，我也跳楼，沈阳我也不回！”他看了看我，然后说吃药。我当时脑子里已经一片糨糊，不知道在想什么，递给他一板叫“交叉霉素”的消炎药。虽然不是毒药，但这一板都吃下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郎朗接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再说，正准备吃，这一刹那，我昏乱暴怒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太残忍了！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不能收回来，我只能背过身去，用余光盯着儿子拿药的手。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孩子的生命本能，巨大的求生欲望爆发了。郎朗像一头小豹子似的朝我扑了过来，一边打我的肚皮，一边嘶声大喊道：“我没有错！我（给合唱团）伴奏去了，我为什么要吃药？我不吃！我就不吃！ ”此时此刻，我狂乱的大脑清醒过来了，我这是在干什么啊！难道我是被老师逼疯了吗？眼泪涌上了眼眶，我不愿意让郎朗看见，便赶紧背过身去。

    这惨痛的一幕，让我们父子在心里别扭了很久，我痛悔得更久，关于这件事，我和郎朗之间从来没有再提起过，这伤疤过于深，太痛苦了，谁都不愿意去揭它。

    （摘自《我和郎朗30年》 郎国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