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社会的执政者们来说，从古至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一个功能，就是维护社会稳定，换句话说，就是维护政权安全。当一个政权作为不良的时候，“暴力革命”就会不断出现，因此我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就特别多。

    这些“农民”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走上这条道路的呢？稍加统计，发现有那么几类。

    第一类是下岗失业的，比如李自成。他走上工作岗位后，先后干过佣工、铁匠和驿卒，虽说工作并不很好收入也不算高，毕竟一直有差事做。后来“被裁辍业”，没法糊口了，只好走上起义这条路。所以，下岗职工，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

    第二类是求学无门的，比如黄巢。黄巢他们家历代做私盐买卖，属于体制外的富人，衣食肯定是不愁的，社会不稳定对他影响也不很大，按理这样的中产阶级是最稳定的一群人。但架不住他志向远大，为了有更大的发展，他年年都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不知道是他学艺不精还是当时教育腐败太厉害而他没有后台，他考了很多年都没有考中。接连不断的受挫终于让他仇恨社会。

    第三类是宗教人士，比如张角和洪秀全。他们俩都是一开始先受到某种宗教的鼓舞，然后很理想主义地要把福音传递给全社会的兄弟姐妹，然后受挫，然后走极端，然后就反政府了。

    第四类是没想享受到社会保障的人，比如明末的女英雄唐赛儿。她本来是个本分民女，全家靠种地为生。有一年发生旱灾，当地颗粒无收，唐赛儿的丈夫和一群同乡去官府申请低保，没申请到还被官府给打死了，于是把未亡人唐赛儿逼上梁山。

    第五类是完不成政府摊派的低级公务员，比如陈胜吴广。遇上大雨阻路，行将误期，按照国家法律将获死罪，没办法只好反了。所以法律和规定要考虑到不可抗力，且保留申诉渠道，否则一定会逼出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六类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这方面的例子就太多啦也太简单啦，就不说了。

    第七类是贫富差距太大导致心理极度失衡的下层人民，比如北宋末年的王小波、李顺，就手持均富卡，振臂一呼，一大帮不平衡的人就响应了。

    上面说的这些“农民”，其实都没有真正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他们只起到了打破旧社会以及宣泄底层人民不满的目的，在他们的同时代，真正起了作用的都是掌握军权的大亨们。所以，社会最不安定因素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得到了一个，就想得到更多，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如此。既要防底层人民掀起乱局，又要防高层人士利用乱局，政府的担子，还真重呢。

    （摘自《读天下》2012年16期 宋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