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崛起”似乎成为社会主流判断的情况下，有人试图从文化和制度上说明“中国奇迹”的根源。这让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不免产生困惑：原来被认为是改革的对象，现在却突然变成了发展的优势。

    一、在何种程度上说是个“奇迹”

    中国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言下之意，“死”是注定的，只是死法不同。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人预测中国要“崩溃”。但是，30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没“死”，反而它的“崛起”却越来越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一系列统计数据反映的事实也确实显示出中国奇特的发展速度和惊人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多年来，中国经济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制造业大国。奥运会、世博会的空前气派，磁悬浮、高铁、地铁等政府项目进展神速，政府海外采购出手不凡，企业海外并购胃口大开，中国商人海外投资遍地开花，中国游客走遍世界掀起购物风潮，世界富豪排行榜上中国富人榜上有名且节节攀升，中国人变成豪宅、豪车、国际名牌奢侈品新的消费群，所有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信息，都在激发和强化一个概念——“中国奇迹”。 

    二、如何理性解释“中国奇迹” 

    人们力求找到“奇迹”产生的原因，从中国领导人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官方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大体归功于三大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领导（党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美国人雷默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结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他看来，中国提供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另外一种发展模式。对于雷默的解释，中国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制度优越。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发展完全是摒弃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引入市场化原则对既有体制改造的结果，与“华盛顿共识”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主导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不留情面的意见直指“中国奇迹”的“软肋”和“痛处”，认为“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经济至上模式，即政府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其特点可以归结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所谓“中国奇迹”的主要奥秘就在于铁腕之下谁也不能讨价还价，从而减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避免了“民主国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征地客”这种“民主困境”。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在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等方面形成了与世界水平巨大的落差；资本逐利的天性，再加上高压维稳为资本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投资获利空间，这些都促成了经济发展奇迹的产生。

    三、怎样评估“中国奇迹”

    人们普遍承认存在一种“中国模式”，如市场经济、一党执政、贤人政治、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运动式管理、GDP锦标主义、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等。这些要素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但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模式”正面临挑战。首先，在经济方面，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任重道远。其次，在政治方面，权力相对集中、公共性和参与性不足的体制，因长官意志包办主义严重、公权限制乏力、责任机制匮乏、公共政策跑偏等弊端难以实施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 

    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府的治理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和改善，但是，也有许多事实显示，中国政府社会治理的现实与民众的期待之间的差距似乎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确实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供了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但“中国模式”的负面效应——发展的代价（可谓发展的“后遗症”），也正在销蚀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首先，经济发展成就补充了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极化”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引发了“谁之发展”的质疑，从而冲淡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其次，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巩固了政治合法性基础，但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而造成的政策扭曲，又使民众对改革举措的心理期待屡受挫折；再次，绩优选拔制度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强化了贤人政治的合理性，但“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的出现和社会结构与身份的固化，又动摇了这种制度的认同基础。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极化效应、短期行为、贫富悬殊、公共服务滞后、社会保障不足等，可以说是这种发展的另一种效应，其可持续性令人堪忧。目前，中国决策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要谋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恐怕还必须要改革目前的“中国模式”。 

    （摘自《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燕继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