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厨师勇批大部长
1980年，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在北京一家名叫“丰泽园”的高级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面对这样一位“职高权大的‘特殊宾客’”，丰泽园饭庄当时20多岁的全国劳模、厨师陈爱武是这么办的：他先找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谈，又到市服务局“上访”，但都不管用。最后，他写了一封检举信，直接寄到中纪委。
不久，中纪委查实情况，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
中青报将事件公之于众
原本这事已“内部”解决，但是，《中国青年报》却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
“这是建国以来报纸公开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官员。”采写这一报道的记者马北北后来回忆说，“一时间，舆论炸开了锅。”
当时，马北北只有25岁，刚刚进入报社。初获这一线索后，她立刻向编辑部汇报。时任副总编辑的钟沛璋(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经过慎重权衡，决定展开调查。“最多就是把副总编的职务撤了嘛。”钟沛璋事隔多年后回忆说。
那是一个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生活节俭故事津津乐道的年代，而一个部长竟然在饭庄“吃乌鱼蛋汤这样的高级饭菜”。那时,“腐败”一词还不流行，人们斥之以“搞特权”。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钟沛璋说。编辑部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两人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10月14日，中纪委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日，《中国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将报道刊出（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日不出刊）。报道中披露：王磊仅自1977年以来，到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以那一年他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这一天，报纸同时配发了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社论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部长迅速作检讨 全国为之一震
这篇通讯一出，全国舆论的焦点一致对准了特权。清晨，王磊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这则报道和社论，当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这位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当天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
见报第二天，其他一些“特殊宾客”也当即闻风而动。粮食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给民族饭店说：“由于和饭店住得近，常去吃饭，如果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请你们查一下，马上把钱送去。”北京市外办一位干部，也打电话到丰泽园饭庄表示“将立即把钱补足”。
接下来，《中国青年报》不惜版面，进行了连续而密集的报道。 半个多月时间里，围绕陈爱武批评部长事件，报纸头版共刊发社论3篇，其他评论3篇，读者来信和各界反应报道数十篇。《人民日报》和多家报纸纷纷转载。黑龙江双城一位读者特地打来电报赞扬陈爱武精神。浙江绍兴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从‘看破红尘’中解脱出来了。”南京一位读者欢呼道：“民主化的曙光出现了。”
媒体遭遇压力 副总编据理力争
《中国青年报》点名批评高级领导干部的做法也遭遇了高层的压力，引来了强大的质疑声。有几个副总理明确表示不高兴，团中央就此事也对《中国青年报》进行过内部批评。对于这些批评，钟沛璋在1980年10月31日有关部门召开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党内讨论会上发表了对于此事的看法。11月3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评论文章，回应质疑。
有人问：“你们这样点名批评，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和来头？”10月18日，这家报纸的社论《党鼓舞我们去改革》作出了回答：“的确是有背景，有来头的。这背景就是党中央再三发出的纠正不正之风的指示……来头就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这段摘自同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话，在此期间，被特意突出地印在其中一期报纸的头版上。
11月3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钟沛璋的署名评论员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利用报纸来监督公仆……是建立正常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文中这样写道。
这篇报道为《中国青年报》带来了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据钟沛璋回忆说，到他1982年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00万份。
（摘自《中国青年报》 包丽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