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南致力于打造“国际旅游岛”的背景下，三亚宰人事件成为龙年春节期间一场热闹非凡的大戏。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公关失败案例，暴露了三亚官方应对危机的种种失策之举。其最受诟病之处，莫过于声称追究恶意攻击者的责任，以及请举报者站出来的“雄文”。 

    这是一种典型的“敌对思维”，它长期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文革”期间曾达到顶峰。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于，把善意提醒或者批评者设想为自己的敌人，看做自己的对立面，将正常的建议、批评或者举报视为恶意攻击，理解为给自己抹黑。

    这种思维方式既可能发生在平民百姓之间，也可能发生在政府（或者官员）与民众之间。倘若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结果往往是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甚至互相陷害。“文革”期间类似的情形，包括亲人反目比比皆是。

    而倘若“敌对思维”发生在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结果是政府将民众视为不顾大局的“挖墙脚者”，视为影响自己形象的“小丑”，甚至视为企图搞垮自己的一小撮“阴谋家”。在这种思维方式下，政府对民众失去了信任、耐心和宽容，民众的善意言行变成了“恶意攻击”，久而久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便成为常态，甚至导致剧烈的冲突。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恐怕与这种思维不无关系，本来是些小事，但由于这种思维作祟，结果酿成大事。

    “敌对思维”，无论对于个人关系，还是对于社会关系都害莫大焉。从根本上讲，政府是民众为了自由和平地共处而设立的组织，其唯一目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非追求自己的利益。政府没有也不应该有独立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它所做的一切都应是保护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摘自《学习时报》6.18 王建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