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近日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没有数量和比例的限制，政治类、人权类社会组织“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李立国这一表态是开放的、进步的，但关键还是在于实践中的落实。 

    对于中国必须发展社会组织的问题，100多年前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就有精到的论述，他在《变法通议》中的“论学会”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落后与缺乏“学会”有着密切关系。梁启超所说的“学会”，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组织”。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意思是社会的良善在于“群”，人们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可以互相沟通，有了沟通就变得聪明，人民聪明了，国家自然也就强大了。

    也许有读者会说：“难道中国的社会组织还少吗？”有这样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确实非常多，但是，此“组织”非彼“组织”。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学会》中指出了关键性的区别：“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通过政府等权力建立的“组织”属于“形质”的层面，这种“组织”在中国不仅不缺乏，而且特别发达，中国所缺乏的是“心智”层面的“组织”。“心智”层面的“组织”是由人们按照共同的志趣、志向自由组合起来的，因而属于“民间”的，在现代就是相对于“政府组织”而言的“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100多年前的梁启超抓住“心智”这个关键点，是非常精到的。心的集合，便是自愿、自发、自由。

    在一个法治社会，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自由的，但也必须是登记的，由登记而区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类，只有进行了登记的才是合法组织，不进行登记的是非法组织。登记有准许和不准许的选择，这是对政府的考验，衡量着政府拥抱自由的程度。社会组织也有登不登记的选择，这是对社会组织的考验，衡量着社会拥抱法治的程度。如果过度约束社会组织登记，使登记成为一个艰难乃至危险的过程，则一个国家难以有大的进步和发展。如果藐视乃至无视登记，“社会组织”以不登记而自得，则是一个国家法治的灾难。

    这几年来，中国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增长较快，但远远不够，总体来说，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低水平。梁启超曾描述一个国家充分发展社会组织后，“遵此行之，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中国真正的现代化，有赖于“遵此行之”。愿李立国的表态能促成中国形成新“风气”。

    （摘自《南方都市报》5.9 顾则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