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 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当上赤脚医生并成为一代知青偶像。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近日，孙立哲口述了他与史铁生的生死情谊。
史铁生帮我写检查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因为此信，“四人帮”倒台后，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要审查。我政治上垮了。不久，我得了亚急性肝坏死这个病，回京治病。有一天，军代表到我家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并令我在几天内写出交待认罪材料。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
我在延安受审查，北京那边，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申诉书递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
当天晚上，我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
两个病人互相扶持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立哲，第五章献给你”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摘自《北京青年报》3.9孙立哲口述 阎阳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