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两会上，道德成了一个热门词汇。政协委员李小琳提出建议：“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人大代表文花枝则提交了一份设立雷锋奖的议案。这些意见除关注道德外，背后还有一个共同点，即呼吁政府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论是“道德档案”还是“雷锋奖”，当然不是提议者自己去设立，提议者心目中能这样做的或其希望出来做的，还是政府。但寄望于政府重建道德，似乎找错了方向。

    道德管的是人心，而政府管的是人的行为。如果人心也由政府来管，则必然会出现事实上的政教合一现象。由于政府功能的限度，即使政治家出于好心、并无私念，其权力扩张也必然会带来极大的社会恶果。中国人曾经经历过“人民公社”、“大跃进”，其强国富民的初衷或许是美好的，却事与愿违，这是那些事事欲求助于政府、寄希望于政府的人不应该忘记的。

    权力有一个特征，即自我强化与膨胀，如不加以限制，它就会利用手中的国家机器侵夺本属于市场和社会的事情。将世俗的政治权力与精神领域的权力分离，也就是把管人心的权力与管人行的权力分离，是国家文明的标志。因为一旦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合一，就造成一个真正的极权社会，社会的自治、公民的自由甚至隐私都荡然无存。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政府不能做，个人好像也无力，那么如何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走出道德危机？我以为，还是要允许社会、个人在精神文化领域的自由探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道德的维系，其实常在于某种宗教、某种信仰、某些精神上的先驱以及精神作品的支撑。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宗教、信仰去自由选择，有一大批思考者与实践者自由地创造出优秀的精神作品，我想，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会在多样化的探索中不断提高。

    （摘自《中国青年报》3.23 李开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