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林霖

　　我国的教材起源很早，先秦时期的官学便有了教材。

　　西周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只不过因为年代久远，现在的人们已经找不到当时的教材了。不过，《汉书》中对此曾有记载，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史籀曾经编撰过一套《史籀篇》，里面共收录有15篇课文。目前，《史籀篇》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儿童启蒙课本。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私学，并修订《书》《诗》《易》《礼》《乐》《春秋》等“六经”。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此后，历朝历代，都将儒家经典当作学习教材。

　　在没有印刷术之前，人们学习的教材，大都依赖于手写传抄。这样虽然能够加深记忆，但在流传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笔迹潦草难辨或者笔误。为了克服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统治者想到了一个办法——刊刻“石经”，即将经过编选的标准教材刻印在石头上作为示范，以后天下学子们的教材，就有了参考的权威版本。比如，东汉的汉灵帝曾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并派蔡邕等人把儒家经典用隶书抄刻于碑上，立于太学门外。这项文化工程从175年一直持续到183年才完工，耗时8年，史称《熹平石经》。此石经共有46块，每块高3米多、宽1米多，成为当时的标准教材。对此石经，《后汉书》中称：“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由于历经了东汉末年的战乱，《熹平石经》损毁严重，所以，曹魏的第三位皇帝曹芳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加刻了部分经石作为补充。于是就有了从241年开始刻制的《正始石经》。这个版本的石经以古文、隶书、篆书等三种文字刻成，所以又被称为《三体石经》。

　　唐朝的唐文宗也开展过类似的文化工程。开成年间，他曾命人将儒家九经与《论语》《尔雅》等12部儒学经典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当时的国子监，以此作为当时官方统一的标准教材，史称《开成石经》。显而易见，古人刊刻《石经》，目的主要是保证教材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为天下学子提供可供参考的标准教科书。

　　后世将《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合称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石经”。到了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让教材的出版进入了便捷化、规范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