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天下兴，有兴之缘由；天下亡，有亡之道理。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但得人心之前，须先得人才，得人才是得人心的前提，更是得天下的保证，或可以说：“得人才者得天下”。

　　刘邦横挑项羽，亡楚于垓下，得意之余，曾在洛阳南宫向群臣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认为刘邦得之于“与天下同利，人人归心”，项羽失之于“妒贤嫉能，人心背离”，将原因归纳为“人心”。刘邦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统百万大军，逢战必胜，凡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杰，我皆不如，但我能用好他们，这就是我得天下的原因。项羽连最亲近的‘亚父’范增都不能用，因而失天下。”可见，在“得天下，失天下”这个命题中，刘邦认为关键在“人才”，而非“人心”。

　　事实也是如此。刘邦起于乡野，人单力薄，最后夺取天下，靠的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他深谙此道，且身体力行。在用人上，刘邦坚持五湖四海，从谏如流。他的手下：张良是贵族，韩信是平民，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官差，灌婴是布贩，樊哙是狗屠，彭越是强盗……可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刘邦皆一视同仁，按功行赏，各尽所长。

　　在用人上，刘邦非但身体力行，甚至为得一人才而克己违心。举事之初，雍齿“窝里反”，刘邦险遭不测，后来雍齿再来投靠，刘邦既往不咎。刘邦深恶儒生，凡儒生来访，常把他们的帽子摘下，往里面撒尿。与人对谈，动不动爆粗口，“竖儒”成了口头禅，鄙视之心毕现。但当儒生郦食其谒见，提出“合义兵，诛无道”之策，正躺在床上由两侍女服侍洗脚的他，立刻一跃而起，穿戴整齐，待之如贵宾，虚心请教，与当初“同衣同食”重用尉缭的嬴政何其相似乃尔！士为知己者用，这些人感恩刘邦，忠于刘邦，紧跟刘邦，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患难与共，赤胆相随，遂有“秦室亡，汉室兴”。

　　然而，光有人才便躺平无忧了吗？非也。正如郦食其所言：“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如果说攻城略地、争雄逐鹿过程中人才是根本，那么四海归一后的休养生息，平治天下，人心便是关键了。

　　这一点，胡亥是极为典型的反例。他上位以后，在招贤纳士、开疆拓土上没有学到父亲嬴政半点，但在严刑酷罚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立刻露出了凶残的一面。胡亥窃取帝位，做贼心虚，为消除兄弟姊妹间的猜疑，竟将兄弟十二人、姐妹十人锻炼成狱，屠杀殆尽，加上之前被他矫诏逼死的兄长扶苏，胡亥双手，血淋淋沾满了亲人的鲜血。

　　对朝中文武百官，胡亥亦来了一次重新洗牌，他的理由是，老的知根底、摆资历、难掌控，因此贬的贬，杀的杀，从战功赫赫的蒙恬兄弟，到功劳卓著的左相李斯、右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秦始皇时的勋旧，除宦官赵高外，鞠治无遗，连坐者不计其数。

　　亲人大臣尚且如此，何况普天下的匹夫匹妇？更视如微尘草芥了。秦始皇晚年，本来就因折腾暴敛而天怨人怒了，胡亥上位后非但未及时扶颠持危，施以修复民心的德政，反将父亲暴政中最残酷的部分变本加厉。对于曾惹众怨、犯众怒的秦始皇陵、阿房宫等劳民伤财工程，他征夫愈多，督责益严，因之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为满足穷奢极欲的“耳目之好，心志之乐”，他将更加沉重的赋役强加于本已苦难深重的百姓头上，横征无度，敲骨吸髓，伴以严刑酷法，并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这种荒唐到恬不知耻的宣传去蛊惑人，终导致“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饿殍载道，死亡枕藉。从此，众叛亲离，人心尽失，随着一声“戍卒叫”，江山万里，毁于一旦。

　　秦始皇若地下有知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殚精竭虑建立起来、企望二世三世传之万世的偌大帝国，短短十五年便土崩瓦解，二世而亡。这种结果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古训，真乃亘古亘今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嬴政的“大一统”，到胡亥的“大撒把”，曾经辉煌于世的大秦帝国轰然坍塌。旋即，诸侯蜂起，你死我活，楚汉拉锯，争雄天下，大家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还是大富大贵的王侯，今日即沦为身陷囹圄的囚徒，或横陈疆场的尸首；昨日还是出身卑贱的草莽，今日一跃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枭雄。无论出身于贵胄还是起步于草莽，个个如红眼的赌徒，将身家性命做最后的孤注一掷。这些人中，有的一战成王侯，有的一夜成新鬼，但无论结局如何，他们皆是那个时代的人杰或枭雄，如繁星点点，至今还在历史的万古长空中熠熠闪烁。

　　（《细读秦亡汉兴》，晏建怀 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