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黄》对我来说，是一部忏悔之作，反思之作。

    2006年夏天，我编发了一篇名为《傍上两个‘副省’，为何保不住她的亨通仕途》的纪实文章，报道的是原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尚军与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和副省长王怀忠生活糜烂的故事。

    文章刊发后，已在狱中的尚军以侵犯名誉权为由把我所在的媒体告上法庭，并最终打赢了这场官司。 “抹黄”这个词也应运而生，与“抹黑”一起，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作为当事人，我开始了对“抹黄”这一命题的研究。经调查发现，媒体只要报道贪官的私生活，就有可能吃官司。因为私生活是个可以伸手放火，缩手不认的事情。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要写一部厚重的小说，反映媒体从业者的尴尬。 

    然而，当我以《抹黄》为书名义愤填膺地进行写作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观念。一位老领导得知我因抹黄贪官而辞职后，安慰我说：“如今，抹黄无处不在，媒体抹黄的根源在于官场抹黄，你们做编辑的也难辨真假啊！”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官员有性功能障碍，机关里却风传他玩弄女性，他拿出医生的诊断书贴在办公楼里也平息不了风波。原因有二：一是诊断书真假难辨；二是性无能也可以玩弄女性，古代太监还可以妻妾成群呢！他百口难辩，只得提前退居二线。 

    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社会心理机制下，在“无官不贪，无官不色”的社会语境下，谁要想证明清白，那可真是比登天还难啊！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缺乏权力保护观念，一个人若犯了错误或是成为阶下囚，其他人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至于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就不重要了。一些媒体也不免受这种思想流弊的影响，报道贪官生活糜烂的文章往往经不起生活的拷问，甚至认为与贪官祸害人民的事相比，这点黑色幽默算得了什么。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

    有了这个认识后，我决定改变原来的写作思路，由替媒体说话，申斥贪官，转为辩证地看待贪官，看待官场，给官场中人以言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