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四川的支柱产业“鸦片”大丰收，产值高达3500万两，其中2300万两，完全依靠省内就地销售，这极大地拉动了内需。这一产值，甚至超过了当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当年，大清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突破2亿两白银，创历史之最，但是，中央财政只掌握区区2400万两，不足12%。

    地方分权与鸦片财政，成为长在大清财政肌体上的两个肿瘤。多年来，鸦片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占到10%以上，但是考虑到被地方政府大量隐瞒了的鸦片收入，这一数据被远远低估了。

    地方政府酷爱鸦片，是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20倍的税收，“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郭嵩焘语)，这当然也极大地支撑着公款吃喝、公车消费等。随着国产鸦片的产量提升，鸦片吸食者的队伍也日益庞大，鸦片馆等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语)。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的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选择，还有什么产业能如同鸦片那样，令地方政府和农民们同步地达到兴奋满足呢?因此大清国处处罂粟盛开、鸦片飘香，最好的农田都成了罂粟地。仅山西一省，530万亩的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导致粮食减产。当1877年持续三年的特大干旱袭来时，华北地区饿死千万，而以山西为最，这就是“丁戊奇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鸦片驱逐粮食。虽然山西省在灾后宣布禁绝鸦片，但不久就因为财政压力而恢复，直到1909年全国范围的“禁烟”运动中才停止。但1909年，山西巡抚报告中央，“禁烟”造成了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当年亏空140万两。

    靠鸦片支撑地方财政、解决三农问题、支撑社会稳定繁荣，长期下来，大清国也就如同吸毒者，无论继续吸还是断然戒，都已生不如死……

    （摘自《广州日报》 雪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