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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4月0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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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网式的强势利益集团

    强势利益集团利益扩张格局呈日益强化之势,且各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缠越来越复杂,纵横交织形成一张巨大的链网,侵蚀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加剧了经济发展与国民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

    在中国经济快进的同时,一个强势利益集团的链网式格局也显著强化,各种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膨胀的财富蛋糕被强势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和剥夺,弱势群体却日益被边缘化。目前国民财富的分配情况是:政府财政每年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企业资本拿走了约45%,广大的农民和城镇普通劳动者群体只拿走了剩下的20%。

    经济利益强化的部委

    在一些宏观政策调控或经济体制领域改革的问题上,部委之间相互争斗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近十年来这种博弈已从原来的隐蔽性转向公开化。不管是蜗牛般的医疗体制改革,还是停滞不前的三网融合困局,以及多年只见打雷、不见下雨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无不牵涉到部委之间的利益博弈,而一轮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更是部委利益争锋的典型。此外,许多法律或政策的出台也由于部委之间的利益瓜葛遭拖延,例如,一部《反垄断法》酝酿了13年才于2007年8月30日露脸,其背后是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发改委三大部委的起草权之争;《能源法》的至今难产同样触及到多个部委之间的既得利益再分配;民间投资“新36条”出台快两年而细则却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40多个部门涉及其中;等等。

    倘若上述利益之争还只是比较隐晦的话,那么接下来部委纷争的利益博弈就显性化了。如2004年开始的三部委千亿企业年金博弈;2005年央行与建设部的取消房屋预售制度之争;2006年国家版权局和文化部相继高调介入卡拉OK版权收费;2007年出台燃油税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2008年大部制下啃不动“铁老大”改革的尴尬;2009年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网络游戏管理权上互不相让;2010年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电子产品“入境税”上的掐架;2011年商务部和财政部在奢侈品关税上的论战;至今仍陷入拉锯争斗的环境税划分,背后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外,部委之间也有千亿蛋糕切分。

    垄断日盛的国企

    国企尤其是大型垄断央企,享受着政策、资金、项目、市场等方面的特殊“照顾”,企业利润十年间翻了8倍,年均增速高达25%,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速。

    但作为国企真正所有者的全体人民现实中却难享红利,2008年在垄断行业就业的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却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事实上,垄断国企利益集团化的倾向正在不断固化和膨胀,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钳制和改革阻力,例如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没有下文,央企酒店业务板块剥离的软化处理,盐业专营制度改革的一拖再拖,发改委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陷入迷雾,等等。垄断老虎越养越大,倘若放任这种局面持续,“国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将会日益严重。

    这些垄断行业,还以其极强的游说能力,影响和干扰行业标准与政府决策或立法,严重影响企业和市场的公平,侵蚀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比如电动车行业,持续多年的行业标准纷争于2009年12月骤然升温,表面上看是电动车行业标准的新规范,变相提高了电动自行车行业的门槛;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电动自行车的标准限制演变成了行业的经济利益之争,人为设置政策门槛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行业强势利益群体的干扰。同样,乳品新国标关键标准最后一刻翻盘,让舆论惊呼“这简直是一夜退回25年前”,而乳品企业绑架行业标准的质疑一直不曾停止。

    GDP导向的地方政府

    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中,地方政府的所谓“新圈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各省市撤村圈地发土地财可谓如火如荼。卖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某些县市甚至在80%以上。

    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先后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出让金的政策:10%用于保障房建设、10%用于教育经费、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不过目前的效果并不太好,地方政府往往与中央政府虚与委蛇,10%的规定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的背后有一个强硬帮手——房地产开发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在政策执行中打着政府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号,与开发商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这也造就了近年来大多数土地违法违规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而土地管理和房地产交易领域的腐败,也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行政权力腐败之一。腐败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地产反腐,一端总是一窝”。在此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却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往往成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牺牲品,不管是农田征用,还是暴力强拆,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 

    依附权势的黑色经济团体

    藏身于地下的黑色经济团体,也可以视为强势利益集团中的分利者之一。它们之所以能够顽强的存在,有的甚至日益壮大并形成产业链,其背后往往依附着政府公权力和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

    从一些侦破的经济涉黑案件看,房地产、民营公交运输、高利贷、肉食品、娱乐赌博等产业无不组成了一张张复杂的黑色网络。一些黑色经济团体负责人的头上竟然带着“红帽子”,从谋求经济利益加紧向政治领域渗透的趋向明显,形成了官黑勾结共同与民争利的独特局面。目前国内黑色经济总规模到底有多大并无十分准确的数据,不过从地下洗钱的规模可管中窥豹。权威分析表明,中国大陆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近期破获的一起特大转账提现型地下钱庄案件也显示,2年时间,利用一家投资公司做掩护,20家“空壳”潜公司为载体,将727亿多元转至4473个境内外账户,金额涉及29个省市。可见,黑色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依附权势又使其规模日益庞大,严重侵蚀着民众利益。

    (摘自《南风窗》2012年第6期 陈午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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