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谋取暴利。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并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5万元。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

    人人都知道肾很值钱，但到卖肾者手中的能有1/10就不错了。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

    为还两万元债务竟卖肾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当时何青由于肯吃苦还做到了部门主管，“一个月收入也有四五千块钱。”在杭州，何青娶了老婆，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个月后，由于生活价值观的差异，老婆与何青分道扬镳，带着女儿回了老家。那段时间，失意的何青经常跟几个朋友去泡酒吧，每次都抢着刷卡埋单。“当时办了两张卡，每张都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

    感情受挫加上经济压力，何青主动辞职。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如果欠的款项逾期未还，我们将报警，根据《刑法》196条信用卡诈骗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何青开始感到害怕，但又无力偿还。

    “如果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这么多年，还欠下一屁股债，那面子就丢大了。” 而且， “这种事情是自己造的孽，哪好意思去求别人？再说了，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也未必肯借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何青，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能卖4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山穷水尽的何青别无选择，花126元买了一张火车票到了漳州。在漳州等了3个月，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和另外两个“供体”一起来到广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

    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小旅馆里，中介强子跟他签下了2万元的“有偿捐肾”协议。

    2月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

    “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

    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20分钟后，车停在顺德碧江轻轨车站，何青被带到附近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

    何青花250元租下一间出租屋，花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偶尔何青也会去沙县小吃店喝一碗乌鸡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折腾了一个月，何青的两万元钱所剩不多。

    “我有点后悔卖肾了。”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也有卖不出去的肾

    跟何青相比，孙明的肾没有“卖”出去。

    去年上半年，孙明在连云港做水晶灯饰的生意，因为没有经验欠下8万元债务。孙明急于还债，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卖肾。“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觉得到期了没钱还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2011年11月20日，孙明买了张火车票，一路从老家西安站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因为没有配型成功，中介给了他400元路费打发他回去，不死心的孙明又辗转来到广东，在顺德碧江市场一带，见到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手下董楠。

    “平时很少见到强子，只有在有人要做手术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主要是董楠在负责我们的吃住。”董楠原本也是来卖肾的，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就只能等待。后来慢慢发现，干中介有利可图，他就专职负责“养人”。

    孙明在中介的出租屋里住了3个月，一直没有配上型。后在他人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

    卖肾者的种种“理由”

    “凡是卖肾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缺钱。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

    董楠，25岁，陕西人。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因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让他做帮手帮忙“养人”。董楠喜欢上网玩通宵的网络游戏，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肾者的生活费。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找更多的“供体”，成功找到一个就可以从中赚取500元“介绍费”。

    小丁，22岁，河南人。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

    阿管，24岁，广西人，从小被爷爷养大，一直待业。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肾。他打算等卖肾赚了钱，就租个房子，买台电脑，玩网络游戏赚钱，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强子打发走。

    小张，25岁，广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张信用卡一共欠了5万元债务，一直表现得很忧伤，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走之前留下一封遗书。

    阿豪，19岁，广东人，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卖完肾的何青，现在仍然无法劳动，住在2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每天无聊地上网，玩着新买的手机，盘算着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债务该如何偿还。（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何青、孙明等均为化名。）（摘自《南方日报》3.26 闫昆仑、徐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