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希望他们

    跟我一样”

    三年前，只有28岁的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因长期在充满粉尘的环境下工作，而罹患尘肺病，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开胸手术。

    “开胸验肺”后，张海超只平静了不到两个月。在中国尘肺病医疗基金会资助下，他到北戴河进行洗肺治疗。出院后，他才发觉自己出了名，咨询电话不断打来，许多农民工告诉他，因为看了他的新闻，才发觉自己也有相同的症状，可能也得了尘肺病。

    这些人的经历让张海超感同身受。“我从自己维权的痛苦中挣扎过来，便想，是不是也可能帮帮他们。”

    从不上网的张海超买了电脑，注册了QQ，300多个好友中，大多是病友、劳工维权律师和媒体记者，他也开始自己研究和尘肺病有关的资料，并自学相关法律，十几本关于职业病和工伤条例的法律书都被他翻烂了。

    每天接受维权咨询，成了张海超生活的重心，即便吃饭时来了电话，他也宁愿放下筷子，先解答完病友的问题；碰上典型的尘肺病案例，他还亲自实地调查。

    张海超发现，大多数尘肺病患者维权难，都有“人为因素”在作怪，维权者往往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赔偿。在他看来，这其间的关系很微妙，也很难取得证据，但当尘肺病人想要取得维权所需的相关环境和检测等报告时，却被互相推诿，无从下手；另一方面，尘肺病有一段潜伏期，农民工的流动性又很大，若工人是在离开用人单位后才发现患上了尘肺病，很多用人单位便不认账了。

    他认为，惟有抗争才可能有效，那时，他的QQ签名是：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放弃肯定失败。

    贵州的一则尘肺病案子，就令张海超记忆深刻。

    2005年，因生产环境不达标，贵州省施秉县恒盛硅铁厂被相关部门处罚10万元，但该厂的生产环境并没有进行整治，以至于该厂在2010年的一次体检中，诊断出192个尘肺病患者。

    “如果相关部门在2005年除了处罚还有别的措施，后来怎么会这么悲惨？”张海超感慨，“这些和我一样想靠打工致富的农民工，最终又因病返贫，比没打工前还穷。”

    “让更多的人知道法律赋予了自己哪些权利”

    2010年6月，张海超到四川达州旁听一起尘肺病维权的案子，认识了担任原告代理人的律师张士谦。被告方在工作证明中造假，张海超便和张士谦商量，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吸引了多家媒体前来报道。被告方很快同意庭外调解，尘肺病人也拿到了用工单位的赔偿。

    “我是张海超”成了一句非常有效率的话。

    不过，张海超觉得这不是长远之计。

    他渐渐明白，上访、找媒体等各种吸引眼球的手段，都只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不能解决一个群体的问题。“只有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这条路才能行得通。”

    这个程序需要从最初做起。

    如今，只要有人找他咨询，张海超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你和用人单位签劳动合同了吗？你买社会保险了没有？

    “很多农民工觉得找着个工作不容易，就不愿意计较签不签合同、上不上保险，但其实有了合同和社保，工伤啊赔偿啊，就不会像我当年那么费事儿，可以走正常法律程序。”张海超说，如果他当年有社保，如今就可以每月从社保局领工资，医药费也可以报销。

    “在我剩下的日子里（张海超是三期尘肺病患者，理论上的生存时间只有7年），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职业病案件亲自代理，让更多的人知道法律究竟赋予了自己哪些权利，能够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我就很高兴了。”张海超说。

    “我不在乎输赢”

    正是在这种考虑下，他接受了代理尘肺病人黄福华的案子。此案2月29日上午在浙江省永康市法院开庭。他没有首先将维权予头指向黄福华的用人单位，而是建议黄福华起诉永康市江南街道卫生院，后者是黄福华的常规体检单位，却拒绝向黄福华提供体检报告。同为代理律师的张士谦对这个案子不是很有信心，他劝说张海超，“要不咱们撤诉吧，我还是希望你代理的第一个案子赢得漂漂亮亮的。”但张海超拒绝了这一提议。他并不在乎输赢，——“如果这个案子成功了，每个医院都会知道，自己有告知义务，不论支付体检费的是职工个人，还是用工单位，如果输了，那么这将成为引起全社会讨论的话题。”

    他期待以此来继续自己当年未完成的法律维权进程。

    接下来，张海超希望接手一个有关“争取后续医药费”的案子。“后续医药费，在全国没有一个标准，希望通过媒体关注，推进案子，让更多的人争取到后续医药费。”

    虽然只有31岁，张海超略显瘦弱的脸上已有了皱纹，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因为患病，他走路不能过快，上三层以上的楼就会很吃力，然而每每开玩笑时，他还会开怀大笑，笑声爽朗，充满阳光。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8期 王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