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新化县城南７０多里的首望山北麓的罗洪村汉家冲（新中国成立后划归隆回县管辖），住着一户大姓邹家，从五代（公元１０世纪）起就在这“蛮猺”之地繁衍生息。至清乾隆年间出生的邹文苏，以行谊著于乡里，为士林所称许。邹文苏，长于经学，教授家塾。其继室吴珊蝴为新化名宿吴耘的季女。吴夫人亲聆父教随父编校《地理今释》四卷遂周知天下舆地沿革。与邹文苏结婚后生六子。她对六子从孩提时起，即教授他们地理知识，画《禹贡》山川图形讲解九州形势。在父母的督教下其子皆以经学音韵闻名于世，尤长于舆地之学，并各有著述，其中以邹汉勋（字叔绩）最著名。
邹汉勋被曾国藩称许 与魏源齐名
邹汉勋（１８０５－１８５４年），年幼聪颖好学，十八九岁，即着手自撰《六国春秋》。二十岁以后精研汉学。汉勋于学无所不窥，深明经义旁及诸子百家而特长舆地。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应乡前辈邓显鹤之约，校刊《船山遗书》，凡五十一部三百余卷，遂知名于世，后应聘修湖南《宝庆府志》，为海内名志。
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中辛亥科举人。翌年春，赴礼部试，中进士后绕道江苏往访同乡著名学者魏源，时魏源任江苏高邮知州，互出所著相参证，与魏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古书微》一书绘“唐虞天象”、“璇玑内外”、“玉衡三建”诸图。咸丰三年初夏，由高邮回到长沙。因胞弟汉章随湘军将领江忠源（字岷樵）被困江西南昌，于是投笔从戎，与江忠源弟江忠淑一同往解南昌之围，江忠源乃留其为幕参赞军务。１８５４年１月，邹汉勋与庐州守将江忠源一同被杀于大西门。曾国藩挽联曰：
闻叔绩不生，风云变色
与岷樵同死，日月争光。
邹汉勋一生著述宏富，时论湖南学者，“并推邹魏（源），风流文采倾动一时”。其舆地学著作，尤为世所推崇。在舆地学方面他全面总结了前人以经纬度绘制地图的经验，不断丰富了西晋裴秀“制图六体”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任何地点都有其极高偏度，即经纬度，利用极高偏度就可以在地图上定出各府州县的位置，这个论述与今日测经纬度的基本原理相吻合。汉勋胞弟汉池、侄世治字子翼等应湖北巡抚胡林翼之聘，修《大清一统舆图》时就应用了上述原理，图成，世称精审，优于清康熙时的《内府舆图》。及其长孙代钧对此原理更加发挥并采用西学，使“邹氏舆地学，遂屹然为天下重。”
邹永暄、邹兴钜： 出版多种抗战地图的爱国父子
邹永暄（１８５８－１９５２年），字焕庭。因家境贫寒到武昌谋生，与代钧相遇，代钧便留永暄在舆地学会一面读书，一面学习绘图。永暄学习刻苦，办事勤奋。后又由代钧所遣，在上海另行开办亚新舆地学会。代钧谢世后，永暄将在上海的亚新舆地学会迁回武昌细横街，后改名亚新地学社。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是亚新的兴盛时期，除武昌的本部外，还在南京、上海、广州、成都、长沙等地开设分社。编印地图３０余种行世邹氏世业得以光大。所刊诸图皆经同仁肆力搜求，殚精刻绘，铜版石印，著色七套，于是邹图复见重于世。永暄年六十时 以社务交付其子兴钜。
邹兴钜（？－１９４０年），字伯庾，武昌方言馆毕业后，东渡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理专业。回国后，曾在沈阳东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教授地理。他接办亚新地学社后，对绘制、出版地图十分认真，根据调查测绘结果，随时改正，附以表说，以供参考。水道则源流俱晰，山岭则脉落悉陈，至于疆域之广狭，都会之位置，物产之盈亏，道路之通达，无不一一详载。而且稿出必勘，付印必校，校对再三，如此慎之又慎，因而每一图出，风行海内外。他为了完成其族祖未竟之志，编著了《华英对照列国图》四十幅，《中国分省图说》二卷，还著有《春秋战国图说》四卷，《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四卷等。协助其成的，有其妹夫欧阳缨，后亦成为有影响的地图编制专家。
１９３８年武昌沦陷前，邹兴钜即将亚新地学社所有图片底本及印刷器械运至新化县城西门外的薪庄，继续出版各方面所需地图，又新出版了各种抗战地图。还得到国民党当局的特许，承制五万分之一的《中国航空图》《日本航空图》等军事详图。这几种地图是１９３９年测绘，１９４０年制版，后陆续印出。在印刷过程中，因缺柴油和机泊，发动机发动不了，由杨理和设计一套木结构牛拉齿轮磨盘带动印刷机。有一部分铜板材料，为抗日机空袭藏在郊外河边，被国民党军队用炸弹炸鱼时炸毁，损失颇重。在艰苦的岁月里，兴钜克服了各种困难，虽染沉疴，仍编图不辍，终于一病不起，１９４０年病逝于新化。时永暄已年逾八十，困难日增，事业维艰，又老来伤子，遂病重在床，乃电召兴钜之子新垓回乡，以继世业。
邹代钧：创立中国第一个标准地图尺寸
邹代钧（１８４４－１９０８年），字沅帆，又字甄伯。自幼受家风熏陶，精研史地，通测绘学。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补县博士弟子员。遵父世繇之命，搜辑祖父汉勋之遗著。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荃推荐，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正逢英帝国欲争哲孟雄（即锡金），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邮资刘瑞芬与英人交涉，刘召集随员商议，诸人相顾无语，独代钧引古证今，论述哲孟雄与西藏的历史的渊源，证其不属印度。使馆参赞英人马格里支持代钧的意见，说“代钧系地理学家，其言凿凿，如据以译复英外交部，保证万无一失。”英外交部果无词以对。代钧在公余之暇，遍购欧美诸国地理图册书籍，潜心研究，发现了我国地图的经纬度与地球上的实际里数不相符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地图测绘上所用的尺不准确的缘故。他认为要纠正这个问题，必须像西方一样以地定尺，有了准确的尺，才会有准确的图。从而确定以法国的“迈特”即米突尺来制造出一种在中国专门用于测绘地图的尺。根据他的计算，中国舆地尺为迈特的一百万分之三十万八千六百四十二，即０．３０８６４２迈特，从此，我国绘制地图才有了标准尺寸。代钧归国后，被荐为会典馆纂修。湖广总督张之洞又电调他兼任湖北全省地图测绘事宜。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在陈立三、汪康年、吴德潇等维新派人士的赞助下，独资在武昌巡道岭创办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舆地学会。后张之洞开译书局，仍留代钧负责海国地图的编辑。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以代钧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次年任《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书成，任直隶州知州。张之洞办两湖书院，聘代钧为地理教席。后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邹代钧补员外郎，并参事厅行走。后又被荐为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编绘《江苏全省舆图》，刚脱稿，即病逝于武昌。
代钧创办舆地学会，克尽筚路蓝缕之功。后虽往来京沪湘汉，服官四方，仍以图局自随，编绘中外总图分图千余幅。所绘地图，由于取材于中外名图或实测地图，又采用新法编绘，同时，对于制图所依据的资料，包括中外名图，均进行了审核、修订、选译。印刷则用新式的烂铜版法，此法据说是代钧派其族弟邹继笃假装哑巴，在日本印刷所秘密学来的。因而，邹氏地图精审、清晰、美观，享誉于一时，为中外各方所重视。当时参加舆地学会工作的有邹世可（伯宗）、邹永良（易卿）、邹永眩（焕庭）等人。
邹代钧有关地理学的论著《上会典馆书》、《湖北地图测绘章程》，对测天度、测地面和绘图都有详尽而慎密的论述，提出了当时适用的测绘地图的准则。邹代钧既发扬了乃祖汉勋的地学思想，又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地学理论和绘图经验熔中西于一炉，把我国地图绘制的实践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邹新垓：从私营企业主到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
邹新垓（１９１５－１９７５年）。１９３９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在校受教于张印堂、洪恩齐、赵九章诸先生。毕业后，留校任助理研究员，后随张印堂在滇缅进行地理考察。回校后，清华决定派他赴美深造，因父病故，受乃祖之召，回新化主持亚新社务。新垓受命危难，更知守业之艰，迎难而进。一方面主持编制二百万分之一的东亚和日本航行地图，一方面继续编制出版一般参考书和教学用地图，并兼任清华大学地学会主办的《地学集刊》主编。还先后在成达高中女校、新化师范、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
１９４３年，日寇猖狂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印刷原料缺乏，交通受阻。当时，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数次函邀亚新迁往重庆与其合作出版地图，而新垓不愿亚新染上政治色彩，乃婉言拒绝。时亚新偏于一隅，地图产品滞销，新垓雇人肩挑到贵阳、重庆等地零售，终于使风雨飘摇的亚新渡过了难关。抗日战争胜利后，亚新迁回武昌原址。
新中国成立后，邹新垓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１９５０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地图编刊委员会，同年被选为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出版界代表，并应邀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会后，积极奔走汉沪两地推动私营地图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单位的联营。１９５１年任武昌各私营图书文化单位联合组成的武昌图书文化公司董事长。同年，全国各私营地图出版社在沪组成地图联合出版社，１９５３年改组合并为私营上海地图出版社，邹新垓任社长。１９５４年公私合营的地图出版社成立，新垓任副总编辑兼编辑行政室主任，后地址由上海迁北京，改成国营地图出版社。１９６０年，邹新垓任北京地理学会理事，同年任吴晗主编的《地理小丛书》编委会委员。１９４０年以后，新垓先后主编《中国析类分省图解》、《世界列国图集》和《世界地理纲要》等。担任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后，邹新垓指出地图要体现出各地理事象的内在联系，反映地理特征。他提出地理教学图是揭示地理规律培养学生地理空间概念，进行地理思维的直观工具。他重视地图的艺术化。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因背负“民族资本家”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而备受折磨，１９７５年，新化邹氏地图学世家最后一位传人悄然地离开了人世。
（据《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文献》、《湖南图书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