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8日宣布，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取消283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详见本报今日A13版)。

    因为药价虚高问题直接关涉民生幸福感，国家一直对此非常重视，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用红头文件连降了N次药价。但是，直接影响是很多低价药从市场上消失了。

    发改委之所以要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正是对以上问题的直面。有人将之片面理解为“替涨价辩护”，并不公允。确实，低价药最高零售价取消后，相关低价药肯定会出现价格上涨。但是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之前低价药在价格管控政策之下销声匿迹，本身就是市场作用的体现；现在取消最高零售价之后，低价药也不可能就此一飞冲天。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更相信市场的力量，还是行政干预的力量？之前我们显然更相信后者，所以又是以红头文件形式连降药价，又是给予地方行政部门药品集中招标特权。但结果呢？正如限价没能限来低价药，反而将低价药给限没了；集中招标的垄断盛宴，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腐败寻租之源。

    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并不会导致药品价格普涨甚至暴涨。公众之所以担忧，其实还是对行政过度干预的依赖——我们经常在某些方面反对行政干预，又经常在另一些方面依赖行政干预。事实上，相比那些利润更高的高价药，低价药就算价格略有上涨，对患者而言同样是降低看病负担的好事。因而，真正值得担心的，应该是低价药能不能通过药品集中招标？医院和医生又愿不愿意给患者开？

    药品集中招标中的腐败乱象，早就不是什么秘密，药品要卖高价首先得将招标价“弄”高，而这个弄高的过程无非就是“公关”。低价药相比高价药，利润空间更小，“公关”费用自然更少，那么低价药还能从药品集中招标的垄断盛宴中突围吗？还有，医生之所以喜欢开高价药，是因为能带来更多现实利益，那么低价药呢？就算药厂愿意生产了，可医生不愿意开，怎么办？尤其是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之下，低价药面临着被“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要让患者真正从低价药中受惠，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显然只是一个开始。■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