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抛开当事人的恩怨情仇与利益算计不说，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国美之争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价值。这次的争执中双方各自公开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与主张，还要以不断调整的策略来拉票，因此这次小股东们的选择成了最后双方取胜的关键。以往大股东只需要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次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立场，甚至需要争取围观公众与媒体的同情票。设想，如果没有黄光裕的进去，这么强势的人物连下面人发表点异议的机会也没有；如果没有当局政策的调整，在里面的人能够指挥运筹帷幄这样一场复杂的博弈也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是因缘际会，陈晓也不大可能策动这样一场大的对抗战。没有所有这些因素，本来无论如何都会黑箱解决的问题，却在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了结。

历来在公司范围内，因为商业秘密的自然需要与模糊定义，因为大股东与大老板基本上是一手遮天的，所以如果出现有人弄权，或者有人做了大老板不爽的举措，其实干掉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过去无数个公司中就演过这样的故事。今天就是在我们的一些垄断性企业里面，在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里，尽管公司上了市，成了公众公司，尽管公司的核心股东们口口声声喊着企业社会化的口号，但是公众很难一窥公司治理的究竟，很多时候小股东的利益与公众关注基本不会为大股东的政策选择所考虑，甚至有的时候一个上市公司的决策还不如黑社会那么有规则与透明，因此套钱与蒙人的事情才那么容易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国美之争是一个好的示范，这不是黄陈二人的主观追求，而是情势逼迫之下的选择，这个选择让我们不妨把它视为一种模式，一个值得我们更多公司效仿的模式，尤其是值得更多的中小股东重视的机制。我也相信，经此一战，黄陈二人还有更多的上市公司的股东们也会更明白一个上市公司与普通公司的不同，也会对于企业的公众化治理有自己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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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