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温良的改革能够革除社会弊政，就没有人会选择暴烈的革命手段。诸多革命者的经历表明，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武昌起义的组织者、辛亥元勋之一的邓玉麟出生于四川巴东县乡下一户贫农家庭，12岁出外帮屠户宰羊，14岁父兄饿死。他当“背脚子”为盐行扛运巴盐，后来又给厨子、屠夫当下手，从小就亲身体验了晚清社会的种种不公。15岁时，母亲病逝，邓玉麟把遗体抬回老家求地安葬，地方豪强非但不伸出援手，还凶狠阻拦。邓母的遗体暴露在大雨中，无法入殓。邓玉麟悲愤欲绝，大哭：“百姓死无葬地，此世道不改，我辈怎生！”这是国内黑暗环境逼人入绝境。

    另一位辛亥元勋喻培伦则经历了外辱。喻培伦生于四川内江一个富庶的糖商之家，衣食无忧，原本可与革命无缘。1905年喻培伦顺长江东下，前往日本留学。船到汉口，喻培伦和弟弟上岸游览英国租界，遭到印度巡捕的辱骂和驱赶。一直生活在虚假的富贵中的喻培伦愤而质问巡捕：“我中国之地，何拒中国人游？”印度巡捕才不和他理论，挥棍用一顿痛打回应喻培伦。喻培伦受伤后，还被推下江堤，险些葬身于滚滚长江之中。

    后人设身处地，站在邓玉麟、喻培伦的角度去体会，就不难理解二人为什么会产生革命念头了。

    近代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这是一场“年轻的革命”。革命者普遍很年轻。以辛亥革命为例，领导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年纪在30岁上下，而一般革命者都是20岁出头，十八九岁的也不在少数。1912年只身刺杀良弼、彻底击垮满族亲贵顽抗意志的刺客彭家珍，就义的时候才25岁。

    和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相比，年轻人很少有思想束缚，也没有既得利益，少了许多羁绊，倾向于用革命解决问题，而非中年人选择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