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启功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课也不能上，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家里清静得很。这倒给他写作、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滋味来。每天开批斗会，他就优哉游哉，于是计划着写几本书。当他被拉去陪斗，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台上哇里哇啦大喊大叫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

    他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这么灵便。他备了个小记事本，还有一根铅笔头，一有奇思妙句，便记下来。半夜里睡觉，忽得一妙句，就爬起来匆匆记下。第二天早晨一看，竟是逻辑性很强、很精彩的见解，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 

    因为怕人家看到，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旧信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好后，就塞到后屋的一个布口袋里，到1962年，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写的纸已经装满四个口袋。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

    一是写起来不心疼纸；

    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

    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

    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习悬腕和悬肘的功夫；

    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

    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摘自《启功杂忆》 鲍文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