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卖官”是有境界之分的。今日“卖官书记”们的做法，公器私卖，可视为黑道私企的黑市交易；而古人的“捐纳”则无疑属于国营大厂的公开拍卖。这是最广为人知的两种“卖”法了。

    客观地说，倘若官职横竖都是卖，那么公开卖无疑是交易成本最低、交易风险最小的一种方式了。比起黑市交易，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好处多多——卖方可以免除被绳之以法的恐惧；买方不必绞尽脑汁揣测行情，不必担心“暗标”失败血本无归；其他人也可不必继续“默默奉献等提拔”，只需抬头瞄一眼价格表，再摸摸腰包便可明白，是举牌竞标，还是低头认命；即使皇帝，也有好处，至少卖官收入不至于完全被各级官员私吞了去。

    除了上述两种现金交易，实践中还有另一种广受赞誉的“官职买卖法”，不妨称之为全民共营、期货交易——每一项乌纱帽都由辖区内全体民众共同“拍卖”，竞购者除了不能直接用现金之外，许多东西都可做筹码，统称“竞选承诺”。比如发誓要让民众税负更轻、福利更好、就业机会更多，要让国家综合实力更强，社会治安更佳，等等；而“卖方”得到的自然不是现金，而是期货，任期内兑现。放眼全球，已有许多国家这么做了。

    不过，在韩寒的交易设想面前，以上三种买卖法都成了小儿科。该设想又称“支付宝模式”：纳税的时候采用支付宝，等官员做出政绩或者兑现承诺了，就确认支付，否则全额退款。韩寒美滋滋地畅想：“那时，官员就会追着我们的屁股喊：亲，给个好评亲！亲，选我咯，包为人民服务！亲，政绩在这里，请查收，亲！”

    当然，设想只是设想而已。只要资源（包括乌纱）分配依然由“一霸手”说了算，“花钱有官做，做官有钱花”，“卖官”也就永远只能在现金交易的低层次下循环。这，恐怕才是症结所在。

    （摘自《杂文月刊》2012年12月上 林永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