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起，胡适就开始收集世界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他发现，中国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日本却无一个；美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德国却无一个。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胡适显然把问题简化了,但他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民主的一个独特视角。我们惯于从政治的高度考量民主，殊不知民主更应该化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民主首先必须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基于此，可见怕老婆与民主之间，假如有一条隐秘通道的话，其前提当为：这里的民主，不必宏大化、政治化，用胡适自己的话讲，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胡适常常将“怕老婆”三字挂在嘴边。古代中国，针对女性，有“三从四德”之说，胡适将其改编为“三从四得”，压在男人头上：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发生在胡适身上的“怕老婆”的故事，呈现民主的要义。胡适的“怕”，第一是容忍，他一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第二是平等，以“怕老婆”为利器，解构男尊女卑的父权主义传统——自由与平等，都是民主的前提。 

    胡适谈“怕老婆”的意图，在于男女平等，而非女尊男卑。一旦“怕老婆”之怕沦为对河东狮吼的恐惧与屈服，夫与妻，如兔子与老虎，那便无关民主。以“怕”为基石的政体，不是民主，而是专制。 

    哪怕如胡适这样用心良苦的“怕老婆”，并不必然通往民主，同理，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再多，并不必然是民主国家。我们只能说，怕老婆如胡适者，相比那些善于欺压老婆、欺压女性与弱者的“壮士”，与民主的距离，则更近一米；他们更具备民主的潜质——如你所见，在胡适们的中国，民主更多表现为一种潜质。

    （摘自《中国经营报》11.24  羽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