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威权政治。笔者曾经对18个主要大国民主转型的历史做过简要的统计，结果发现从首次启动民主转型到最终完成民主转型，大约要经历83-90年的时间，而多数国家的转型期在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这个区间。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一个国家大约要经历1.5次到1.7次的民主崩溃。由此可见，民主转型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漫长的政治过程。 

    法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1789年到1958年，法国共经历了五个共和国、两个帝国和两个王朝。这一时期，法国的民主政体经历了两次崩溃、一次外敌入侵和一次政体变更。直到1958年戴高乐创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民主才进入了稳定和巩固的时期。

    德国的转型更富悲剧色彩。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赋予了25岁以上成年男子投票权。德国的民主政治实践由此开始。1918年，君主制由于一战失败而丧失了合法性，德国开始转向共和政体。但是，启动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转型之后，德国政治经历了局部的暴力革命、政党的恶性竞争、政府的频繁更迭，直至最后议会政治的基本瘫痪。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加上外部的巨大国际压力和世界经济大萧条，高比例的选民开始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1933年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逐渐取代了魏玛宪法，德国的民主政体崩溃了。其直接后果是国内的极权统治、针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二战后美国把民主制度强加于联邦德国，德国才恢复了民主政体。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同样经历了民主转型的挫败和反复。尼日利亚是非洲最早尝试民主政体的国家之一，但该国获得独立和实行民主的结果，却是军事政变、国家分裂与内战。时至今日，尼日利亚经历了多次的政体变更、转型和政变，拥有的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和远非完善的“民主政体”。

    民主转型的困难是因为存在三个主要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民主政体初创以后能否运转起来？在一些转型国家，民主的宪法仅仅停留在文本意义上，而没有成为真实政治生活中的宪法。

    造成民主政体无法运转的主要原因通常有两个：一是该国存在严重的政治、经济、族群、宗教冲突，比如1960-1966年的尼日利亚就符合这种情形；二是至少一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不愿意按照民主的牌理来出牌，他们更偏好非民主的规则，一个例子就是中国1912-1916年袁世凯的北洋集团。这些情形会将初创的民主政体置于随时可能倒塌的危险当中。

    第二个挑战是民主政体运转起来以后能否产生绩效？很多人之所以信仰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民主政体会比威权政体产生更好的绩效，比如，更高的经济增长、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少的腐败、更平等的收入和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因此，当新兴的民主政体无法达成上述绩效目标时，其合法性就会下降，其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如果新兴民主政体不能解决当时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特别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冲突时，就会严重地危及民主的稳定性。比如，拿破仑上台之前的法国政府，就难以克服法国国内的宗教分歧与社会分裂；智利阿连德总统时代的政府，就无法解决不同阶级之间的严重对抗。最后，两国都发生了政体变更。

    新兴民主政体无法产生良好的绩效，往往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该国所处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如果新兴民主政体所处的国家发展滞后、经济高度不稳定、族群宗教冲突剧烈、贫富悬殊，就更难达成良好的绩效。二是新兴民主政体所塑造的国家能力。因此，对新兴的民主政体来说，国家能力建设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第三个挑战是一个能运转、有绩效的民主政体能否得到巩固？民主巩固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的制度化和政治文化的转型。特别是，只有一国的政治文化实现真正的转型，民主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被其公民视为“最佳的政体选择”，而不是“可供选择的政体之一”，民主政体才能实现真正的巩固。在不少国家，民主无法实现巩固，较常见的问题是：民主的、法治的、公民的政治文化不能生根发芽，威权的政治文化仍然大有市场，人们普遍信奉强有力的领袖而不是政治参与和民主制度。

    对很多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或实行新的民主政体的挑战都是巨大的。不能应付其中任何一个主要的挑战，民主转型或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失败。当然，笔者无意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转型是一项困难的政治任务，以至于根本无法完成。相反，很多即使经历一次甚至多次民主挫败的国家，后来都成功地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民主政体。转型挫败本身固然意味着巨大的成本，但历史地看，这种挫败往往为孕育下一次的成功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长期当中，民主转型或新兴民主政体的实践更可能是一个集体的政治学习过程。但是，这种集体学习的过程正如游泳——你只有在水中，才能学会。 

    （摘自《东方早报》11.21 包刚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