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当下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质，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着重解剖的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

    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是一个正在觉醒的阶层，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的阶层。但是，他们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仇恨。最致命的因素，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点，即他们的二元人格。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醒的，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这一边，坐在特权这一边。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行、言与行的分裂。他们思想上反对沙皇，现实中却受沙皇的恩宠，因为沙皇的恩宠不劳而获、养尊处优。他们明知这不道德，所以他们不断地自责，不断地忏悔。但在行动上，他们却不能果断拒绝恩宠，不能拒绝自己的既得利益。

    今天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跟当年俄国的军功贵族何其相似？他们往往跟权力走得太近，往往因与权力的近距离而受荫庇，其财富的得来往往不明不白，即往往都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原罪”。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蕴藏着良知的巨大冲动、善的巨大冲动。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公共空间中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群顶尖企业家，他们通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平台，承担自己的环保与社会责任。而创办SEE的初衷，是要在资本的上面生长精神。它不止是救世，更是自救，即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这种自我救赎之于社会和解，之于社会力量的整合，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摘自《中国青年报》11.7 笑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