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时候，我混在学校一派组织的宣传组里，每日的工作就是出版油印小报。刻蜡版的手艺，几乎被我们玩到家了。到了插队的时候，还惦记着到乡下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学校的油印机、钢板、铁笔、蜡纸卷了全套，偷偷打入了行李，带到陕北的村里。但一直没派上用场。

    插队到第三年，知青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农村，有上学的，有被招了工的，剩下的可都着了急，纷纷自找门路。很多人想到了办病退。人们为了能够开出病退证明，也是八仙过海，想尽了手段。比如量体温之前，先灌一肚子热水，不管低烧高烧，比正常体温高就行。有的干脆胳肢窝里就夹个热水袋，体温计一插，还不到五分钟，那温度高的，大夫看了都害怕。还有的几十里山路跑着去，坐到医生面前已是上气不接下气，马上让大夫测心跳和脉搏，要是正常才见鬼了。更有那鲁的，使出绝的手段。大夫问，你哪儿不舒服，他回答是腰，大夫给他检查，伸手一摸，腰上别着个硬东西，圆把薄刃，竟是一把菜刀。大夫二话不说，坐下就把证明给开了。当然动刀的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都采取了和大夫套磁的办法，后来风靡全国医疗界的拿红包，可能就是起源于这个时候。

    我们队剩下的几个知青都是文人，那些个手段是使不出来的，但现成的手艺，为何不用。那病退证明不就是一张纸吗，都是印好的现成格式，咱到医院里去顺几张就行。至于病历，照着别人的抄，什么肝炎肺炎心律不齐，血压高关节炎，什么管用咱填什么，关键就是那枚章子，只要盖上它，狗爪子划上的印儿都算数。

    说起模仿图章，那是我们在刻印小报时发明的一项副产品，在“文革”中用过多次。那时很多组织都有宣传队，经常搞什么演出。门票多是油印的，盖上章子就发行。我们如果没票就仿制，找一张真票，放在蜡纸下边，量好尺寸，就开始仿刻。票面仿制并不难，无非就是几行字，图章得费点劲儿，把它照原样描下来，然后像刻宣传画那样一点点地刻，刻好了，取一团棉花，蘸上红印油，把蜡纸覆在票上，轻轻一擦，一枚逼真的章样就印上去了。

    队里这时只剩了三个知青，大宇他爸是右派，自然上学招工都没他的份儿。黄毛他妈在街道作坊糊纸盒，二强家也是无权无势。三人走投无路，就想起了“文革”时我们玩过的这点技巧。假造病退证明不是小事。闹不好甭说北京回不成，还有可能被抓起来。三个人击掌为誓，要守口如瓶，绝对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然后就进行了分工，大宇字好，负责刻印和填写证明，黄毛手快，派他到县医院去偷单子。二强的同学已办好了证明，让他去借来一用。

    一切准备齐全，三个人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选病。那时我们每个知青户都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几个人翻了半晌，各自选了一个。二强选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大宇文气点，选的病也不一般，叫房性心颤。黄毛开始选的是痔疮，众人嫌恶心，给骂了回去，又改成了风湿性关节炎。然后从书上列的症状里挑上几条，由大宇仿着医生们惯用的龙飞凤舞的笔道往表上填。在蜡纸上刻那枚章子，花了大宇几乎一天的时间，毕竟三年没刻，手硬的不行，前两个都刻坏了，到第三个才找到了感觉，终于成功。 三张证明制作完毕，大宇把那张蜡纸，一把火烧了。

    可能是天意怜幽草吧，他们一路过关斩将，竟把事儿顺利地办成了。我想管事的人心里也清楚，那么多的知青办病退，有几个是真的，何必那么较真。这假证明未必做得天衣无缝，还是人家手下留情，想积德罢了。

    英雄不问出处，如今大宇在美国，念完了博士当教授。二强自己开公司当老总，听说买卖做得还不错。黄毛在某部门工作，已混上处长了。不过这三人提起当年事，还是心有余悸，轻松不起来，因为二强现在时时腰疼，黄毛腿脚也不利索，大宇呢，随身带着硝酸甘油片。凡事皆有因有果，谁知道这是不是假证明惹出的祸呢。

    （摘自《崖畔上开花》 陈幼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