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20日，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44周年，我们在《人民日报》副刊头条位置刊登了雕塑家潘鹤的精品鲁迅像，像下排了一首短诗《假如他还活着》：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人们将对他怎样称呼？

    ))假如他还活着，我不知道

    ))他会怎样向后辈嘱咐？

    ))他也许正身居高位，

    ))但也许——不过是普通一卒。

    ))官高，他不忘甘为孺牛之诺，

    ))位卑，他绝无丝毫奴颜媚骨。

    ))他也许已经得到了种种荣誉，

    ))但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

    ))荣誉中，他感受到新的呐喊、彷徨，

    ))监狱里，他会写出新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

    ))他也许不再用那张印花包裹去装他的讲义，

    ))但决不会盛气凌人地昂首阔步；

    ))他也许要出席一些重要会议，

    ))但不会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

    ))他也许坐上了现代化的轿车，

    ))但决不用窗帘把路边的一切挡住，

    ))……

    谁料得，没有多久，麻烦就来了。报社领导传达中央某领导同志的关注，先是查问此诗有什么背景？作者是谁？我们当即据实报告：作者是绍兴一位中学教师，诗是他自己寄来的，不是报纸约稿，他同编辑部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如说有什么背景，唯一的背景就是他是鲁迅家乡的一位教师，仅此而已。

    ))但是，麻烦并未结束。追查者继续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写？作者的矛头针对谁？影射谁？我们答：看不出他的“矛头针对谁”，也看不出他要“影射谁”。质问者就指出：现在谁能在出外时“跟着三个警卫，两个秘书”？这不是明摆着影射谁谁谁吗？刊登这么一首诗，是什么居心？什么用意？据传达者说，已经上纲到“一首反革命的诗”了。

    ))问题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了。我作为报纸文艺部负责人，自然责无旁贷，立即承担一切责任。于是先向报社领导详细说明其实很简单的经过，他们当然也明白，问题哪有那么严重？但是上面既来追查，不能不向我传达，也不能不有个交代。我就按惯例用个人名义给这位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检讨由于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编辑工作中有疏忽，使这首某些字句不甚妥当可能引起读者误解的诗见了报，会造成某些不良影响，今后一定严加注意云云。我将信寄出后，并未惴惴不安，因为我有经验，此事大抵到此就算结束，不会有继续追查作者和责任编辑之事发生，毕竟是十年动乱之后，不大可能再如过去那样以文贾祸了。

    果然，再无下文。

    （摘自《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袁鹰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