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冒险考研
我在1977年12月参加了“文革”后首届高考，结果不理想。虽然据说在我们那个小县算是文科总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绩却是数学最高，语文不怎么样，这对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志愿填得太高，体检更是“硬伤”(眼疾是我在农村待了9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干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这次考研也几乎因此折戟)，所以未被录取。到了1978年2月间有过一次补录，不过这次补录的学校都属低档。我因为当时已经报考了研究生，补录学校又很不理想，权衡再三就放弃了这次补录。
我当时是上山下乡插队9年多的“知青”，是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营盘大队平宜生产队挣工分的“社员”。说白了就是个农民。15岁下乡时是年龄最小的知青，9年多来，辞旧迎新，此时已经是我们公社南宁知青中仅剩的一个，在大批后来的本县知青中俨然成为元老，有人按当时习语送雅号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我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在1966-1969年的“初中”期间“一进校就停课，离校前(‘文革’内战)刚停火”， 学了什么可想而知。尽管在9年多的“稻田大学”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但刚参加的高考就没成正果，却放弃补录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来未免太“冒进”。
1978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少部分是当时在读的“黄埔一期”大学生和“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少量没读过任何大学的“同等学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里的干部、工人等“得风气之先”的群体。我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读过六年小学，在当年的考研者中着实罕见。
就这样，我在5月间作为唯一的“同等学力者”到县城参加了“黄埔一期”研究生考试。6月间我拿到了初试通过、去兰州大学复试的通知书。
150元“巨款”当路费
拿到复试通知书确实令我振奋，但是，路费何来？那时农村人民公社一贫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年的现金分配也不过几十元。于是我向县知青办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法解决，建议我找教育局。这时我们县20多人考研只有两个人获得复试资格的消息已经传开，出于县里荣誉的考虑，教育局也认为应该支持我。可是那年的明文规定，复试费用由考生自己负担，单位不予报销。可能由于那时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工作拿工资的，就不考虑我这个“农民”的情况。教育局的人说：即使我们去复试，单位也不出钱，何况你还没有“单位”？我说正是因为你们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这些挣工分的怎么办，不正需要你们考虑吗？结果经过“研究”，也不知道从哪笔经费中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批给我150元，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路费问题解决了。
7月初我开始复试之旅。我是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这机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国农村颇为流行，算是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代表了。那时我国还没有农用汽车之说，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挂车上坐满了人，这是当时农村很常见的景观。
我就这样与一群赶集的老乡们一同“突突突”地到了公社，然后坐汽车上县里，再到南宁。
几经辗转，到达西安车站时，已经是我从村里出发的第五天了。火车站前就在卖西兰公路的汽车票，但当天的车已发，只能次日走。那时西安到兰州汽车要走两天，明天走后天才能到，而后天就是复试之日。我想这下坏了，抓耳挠腮着急也没有办法，只好买了张汽车票，然后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住下，接着就上街想发个电报告知我可能迟到的原因。然而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招牌，由于铁路宝天段中断，民航局正在车站附近设点卖机票。我过去一看，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这个价格今天还远远不够打的去机场，不过在当年可是比我们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虽然比汽车票贵不少，但傍晚就有一班，想着当晚就能到兰州，我赶紧上前购买。
卖票人对我肃然起敬
那时买飞机票要县级以上证明，卖票的看着我这个寒酸样问，你有证明吗？我虽然带了证明，但是没想到要坐飞机，所以只有公社的证明。卖票的不屑地一瞥，说不行，这种证明不能买机票。情急之下我突然想到了复试通知书，就拿出来给他看：“兰州大学通知我去复试，这国家重点大学应该不止县级单位了吧？”
在高考刚刚恢复的中国，“黄埔一期”的大学生都被视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更不用说了。听说是研究生复试的，不少乘客都凑过来看这通知书是啥样。卖票人也肃然起敬，二话没说就让我买了票，还热情地解释到哪里去等民航班车、如何上飞机等。我一看时间不多，赶紧跑到车站附近退掉了汽车票，拿上行囊就去赶民航班车。
我当时坐的是苏制伊尔-18，据说1960年代这种飞机引进之初曾充当过毛泽东的专机，到1978年它也还算是我国很不错的飞机。我坐着感觉很平稳，完全没有平时听人传说的那种可怕的晕机感(当时的飞行条件下晕机是很常见的)。可是这种螺旋桨飞机噪声极大，在机上几乎不能交谈。夜间飞行也没有风景可看，其实挺无聊的。好在两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兰州中川机场，我生平第一次空中旅行结束了。
到兰州的第二天进行复试，复试过程很顺利（本文作者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在返程时，我又汽车、火车轮换着坐，好不容易才回到广西。 （摘自《经济观察报》8.18秦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