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得到有效治理（善治）的社会，政府与社会应该各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和领导，彼此各守本分，分工协作。一般而言，政府应该主要站在共同体的立场上，对涉及全局性、长远性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实施必要的管控与协调，而把那些涉及地域性、群体性、基层性的公共事务留给社会自治，让公民通过社区、合作社、民间组织、企业等多种自治组织方式实施自我管理。

    就中国以往的情况而言，国家公权力过多地挤占社会自治的空间，政府管理几乎包揽了公民生活的全部领域，不分大事小情。这样做的后果是：第一，政府因为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好所有的事情，很容易引火烧身，使自己成为社会发泄不满的对象；第二，政府管制过多，经常替民做主，结果侵害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第三，政府权力过大，给那些掌握权力而又经不住利益诱惑、不能恪守本分的官员直接侵害公民权益提供机会，最终损害政府形象。

    人们常把“全能主义”管理下政府扮演的角色比成“家长”，“家长”治理有方当然不错，但若“家长”观念老化，头脑僵化，决策失误，经常给自己的子女和家庭造成损失，作为子女会作何反应？如果“家长”大事小事都独断专行，要求子女无条件服从，根本不给子女应有的自主决断权利，就连表达不满也不被允许，作为子女会作何反应？如果“家长”品行不端，好吃懒做，终日发布专断指令，遇到好处还要先占先得，或者，偏三向四，袒护一方，作为子女会作何反应？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家长是无可选择的先天安排。但是，政府是人为的社会共同体组织，其构成具有很大的选择性，这决定了家庭与国家的最大不同。在现代国家，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代理与委托的契约关系。现代政治理论提供的大量论证认为，民主宪政是控制政府更迭成本的最好办法。此外，政府放弃“家长”包办心态，通过允许和鼓励社会自治来改善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也是防范和化解社会抗议的良策。               （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 燕继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