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或许还记得发生在去年10月间、曾轰动一时的“深圳联防队员入室强奸案”，而今此案有了新消息。9月7日，深圳宝安法院对联防队员强闯民宅强奸妇女案作出判决。被告人杨喜利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其余两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

    该案之所以轰动全国，一因施暴者身份乃“保安”角色；二因入室打砸强奸气焰嚣张、情节恶劣；第三个原因最重要，即，被害人的丈夫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一小时，全程目睹妻子被害过程，该男子自认“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众多的网民也“公认”此人最窝囊。

    入室强奸的记录铁板钉钉，司法环节所提供的证据不容抹杀，如果没有消除证据的能力，任谁也保不住施暴者。那名忍受屈辱的丈夫，被认为是个最窝囊的人，这没什么道理。只因事件涉性、涉及“丈夫权利”就最窝囊，这种衡量标准，本身就由说不清的文化与观念因素所左右，并非客观理性。实际情况是，平时人们遭遇的被损害、被侵权、被侮辱的“窝囊事件”，比这更窝囊的数不胜数。就说这事事后自认最窝囊的丈夫杨某，在妻子被强奸后又被律师和媒体指为“设套诱人强奸”，他就比案件事发时更窝囊了。

    正是由于存在谁都有被欺辱、被伤害的可能，由于谁都不是无往不胜、天下无敌的至尊，才有了法律这种硬性的“社会规则”；如果天底下没有“窝囊人”，法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越是“窝囊人”，对法律的期望值越高，对法律的依赖性越强。公正之法，给社会成员提供“不窝囊”之保障服务，法律面前谁都是客户，同时也应该都是屈于法律与法治的“窝囊人”。我理解的“法治社会”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有这等含义。

    （摘自《长江商报》9.10  黎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