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青年教师“工蜂化”

    曾经提出“蚁族”一语的学者廉思，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高校青年教师正沦为“知识工人”：这个以70后和80后青年教师为主力组成的高校教师群体，几乎丧失了创造力，称为“工蜂”阶层，实在是形象之笔。廉思将其归于学术等级制和高校行政化，以及考核量化僵硬化等。事实上，高校“学术工厂化”，是高校高度行政化后的产物，而高校过度行政化和森严的学术等级制形成的根源，是大学普遍背离“大学精神”之原因，青年教师群体不仅是这一精神缺失的受害者，也不可避免地沦为这一精神缺失的追随者和推动者。（摘自《广州日报》9.15  和静钧/文）

    开会不是表演

    眼下许多会议走了样子，没有了集思广益的讨论，变成了一言堂；没有了凝聚共识，变成了权威发布；没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众星捧月。一些基层和地方领导干部把会场当成了个人的舞台，一些地方新闻俨然就是这些“电视明星”的会议“串烧”。本该研究问题的会议变了形式，“会”演变成“官云亦云”、“权云亦云”、“会云亦云”。信息化时代要重新学会开会，反思会议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一些传达落实的会议完全可以通过邮件、视频和短信的方式来解决。信息化时代开会需要“头脑风暴”，改变作风。

    （摘自《学习时报》9.17 宫秀川/文）

    建筑中的权力丑学

    李祖原一面在台湾推出高雄85大楼、中台禅寺、台北101大楼等上乘之作，足以表达设计师的良好素养，一面却在中国大陆推出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和北京盘古大观等低劣作品，此两件荣登中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列。这是设计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自我分裂的样本。这两件作品，不仅是具象建筑的奇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李祖原现象”也折射出中国大陆某些决策者的素质和趣味。面对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市场，为了拓展市场，谋求更好的生存，设计师必须放弃尊严、理想、个人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地方官员或投资商的权力意志。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学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要的砝码。(摘自《新世纪周刊》2012年第36期 朱大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