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明确把官吏的犯罪行为划分成“公罪”和“私罪”两大类。“公罪”是因承办公事不力、失误或者差错，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或出于私利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公罪”的确定，主要是考察官吏主观上是否有“私心”或有“私利目的”，而不是看其行为后果是否违法。

    私罪则正好相反，做的事与公事无关，只是为了谋私利，或者打着办公事的旗号办私事，在这过程中所犯的罪叫做私罪。

    公罪与官吏职务相关，至于私罪则应该区别对待。因为《唐律》中的私罪并非都是纯粹的“私的行为”，私罪可以有两种情况，其一，与公事根本无关而违法犯罪，如个人盗、奸等行为；其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前者是封建官吏的“私的行为”，与官吏的公务职责根本无关，完全是个人行为，这部分私罪应划到职守范围之外。后者之所以称为私罪，是因为其行为动机出于私利，但是却与公事有关，或者直接利用执行公务职责之便，或者间接借助拥有的权势。

    唐律对待“公罪”和“私罪”，分别不同情况量刑，其基本原则是私罪者从重，公罪者减轻。官吏犯公罪，即使主观上无犯罪故意，主观心理属于不觉或不知情，大多数情况下也仍要被处罚，只不过在量刑上有所减轻。

    总之，唐律“公罪”和“私罪”的区分，是合理的。从行为人主观状态角度来区分，公罪多出于过失，私罪多出于故意。从惩处原则角度来区分，对公罪的处罚要轻于私罪。如此规定，既有益于整治监督官吏的职守活动，也可以充分发挥官吏职能管理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官吏执行公务中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坚持个人操守，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

    （摘自《北京日报》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