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股票市场空前疯狂，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抱着对改革新事物的关注，写了一篇反映深圳股市的内参，没想到这篇文章引发一系列事件，差点让才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股市关闭。
深圳股市疯狂引关注
1990年2月以后，一向冷清的深圳股票市场突然出现异想不到的狂热。公众投资意识突然增强，市场供不应强，交易异常活跃。新股公开发售时，各家证券部的门口，通宵达旦地出现了排队的长龙。
当时，深圳缺乏严格的股票交易制度（注：还没有证交所），整个股票买卖完全凭相互之间的信誉来进行，吵架斗殴时有出现，乱象频生。此外，关于深圳党政干部炒股的传言满天飞，香港报纸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买股票赚了450万元，交了150万元党费。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给李灏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李灏哭笑不得。他找到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买深发展原始股的处长以上的名单给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三个人没买（包括李灏）。
一封内参震动中央
1990年7月，正当上海和深圳两市紧锣密鼓地筹备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当口，当时《人民日报》驻汕头、珠海和深圳经济特区的首席记者王楚，写文章反映了当时深圳股市一些热闹情况。
王楚事后表示，他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想说明，深圳有这么一个股票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的苗头。文章的用意在引起社会注意，这是改革产生的新东西，应该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不能这样继续狂热下去，别让已经经历三年风风雨雨的股市走上歧途，断送这辉煌的改革试验。
《人民日报》总编室把这个情况反映改写成《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346期，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内参，报送中央领导。让王楚没想到的是，由于《人民日报》总编室把这个反映情况的材料中关于采取措施的部分去掉了，只把骇人听闻的炒股狂热的情况列举出来，说深圳市股票市场炒股狂热，已经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机关干部、群众不去上班，都去炒股，暴利极高，连香港红灯区的老鸨都不做了，改去深圳炒股。
结果，有五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这份《情况汇编》上作了批示。有的讲，股票这种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在中国泛滥下去，应该立刻关掉；有的则讲，应该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有的则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当时国务院的正副总理都批示，请国家审计署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联合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李灏事后回忆道：“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的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
江泽民同意继续试点
1990年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在这样的背景下，11月28日，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证券市场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试点问题找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谈话。
据刘鸿儒的回忆：“他问了我一系列的问题，我就要求一条，改革来之不易，试验点不能撤销，可以不扩大。我也说你相信我们这些人是能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市场的路，但是你要允许我们试验，不能给我们扣政治帽子。因为我们都没干过，出了点问题就扣政治帽子，大家都不好做。所谓政治帽子就是叫嚷走资本主义道路啦，搞私有化啦，挖社会主义墙脚啦等等，我说这个不行。后来他同意，他说咱们定了，继续试验但不扩大。”
因此，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建议中才会提出：“逐步扩大债券和股票的发行，并严格加强管理……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建立和完善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史上唯一一天零交易
然而，无法抑制的是，半年以来始终上涨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个亿，市值只剩35个亿，一片恐慌。
1991年4月22日，深圳证券交易市场甚至出现了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零成交记录。这一天成交量为零的原因不是没有卖单，而是没有买单。
转折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中央表示继续进行证券市场试点，但仅限于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证券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
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的争论才基本停歇。从此之后，中国的证券市场才算在政治上真正有了相对长远的预期。
（摘自《IT时代周刊》第1期 陆一/文）
